愿世上别再拼爹

陈方

2014年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但高考故事就像菜地里的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会长出下一茬。于我这样一个远离高考18年之久的人而言，围观高考已很难再有切肤之感，但毕竟自己也曾是这千万大军中的一员，所以丝毫没有违和感，相反，代入感还总是那么强烈。

身边的一位同事没有心思围观高考，他正在为孩子的“前高考时代”而焦虑——同事的孩子今年正参加中考，他正纠结要不要把孩子送进“超级中学”。我们这里的“超级中学”，是赫赫有名的河北衡水中学。

衡水中学开始名声远扬，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很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同事谈及衡水中学，他对衡中的教育理念还充满疑惑和不解，乃至不屑，而如今到了自己孩子是不是要选择超级中学时，他却开始变得无比纠结。同事的孩子成绩不错，他不愿意让孩子变成“考试机器”，但又担心如果没有强化管理，考上重点大学的风险系数会不会增加。

一谈及中高考，大家都会谈到超级中学，所以我对超级中学的概念并不陌生。只是最初，我在情感上对这类超级中学是极其排斥的。直到今年高考前，我看到新闻图片里毛坦厂中学校门口装载满考生鱼贯而出的大巴、乡亲们“十里相送”的场景后，我突然觉得自己开始接受超级中学了，甚至都不忍心再对其冷嘲热讽。

如果不是高考，安徽六安的这个偏远小镇恐怕远远不会被媒体关注，六安的毛坦厂中学把这个小镇带入了舆论视野。毛坦厂中学和衡水中学都属于超级中学，但从生源上中农村孩子所占的比例来看，前者一定远远超于后者。

在当前中国的新闻叙事中，底层民众的奋斗故事天然地具有某种道德优势，他们甚至会被赋予某种命运的色彩。比如，我的同事在为孩子是否选择超级中学而纠结，那是因为他还有更多选择。即便不选择衡水中学，在石家庄这座省会城市，还有很多高中能保证他的孩子考上重点大学。

而对于那些身处农村有志于参加高考的孩子而言，他们能有多少选择？如果进入超级中学，他们的人生通道是不是会变得相对光明一些？所以，在看到六安小镇的乡亲们“十里相送”高考考生的场景时，我觉得那些孩子不仅仅是在为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出征，而是为命运出征。

尽管舆论一再以“炼狱般的管理泯灭学生的人性”、“集中营”、“兵工厂”这样的标签来描述毛坦厂中学这样的超级中学，但对于身处底层的农村孩子而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这大概是他们的学习写照。

你如果说他们完全认同于这种学习生态，那绝对是不客观的。我相信这些考生在走出考场，引爆释放完自己的能量后，对自己度过的这段高中岁月不会有太多的念想。否则，每到高考季也不会出现如此多“高考撕书”的“壮举”，俨然是告别高中生活的一种“仪式”。

如果你再进一步观察这种“仪式”不难发现，它大多发生在“高考兵工厂”中，或者是欠发达地区的高中学校里。北上广的学生有这种仪式吗？恐怕很少。

因为某种社会不公，决定了农村考生必须承担这种命运。而要改变这种命运，最简单的途径恐怕就是经过炼狱般的学习后参加高考。当他们步入大学，看到睡在自己上铺的兄弟可以如此轻松的步入大学后，也许他们还有更多的心酸。

没办法，所谓起点不公，而又想为自己的未来争取更多的公平，他们必须在别人视为“变态”的励志文化中承受更多的煎熬。

中国的教育问题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诸多因素的合谋，教育问题已然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实那些置身超级中学中的学生们未必不知道这样的中学有多“变态”，但放在中国当下语境中就是合理的，是有情可原的。让一个明显的“奇葩”变得有合理性，只能说这个语境有问题。

很多年后当他们回顾高考以及被高考改变的生活命题，当年是那么强势地横亘在自己的生活里。年少时代，于很多人而言，高考大概是唯一能让自己联想起和“命运”有关的东西。这个感觉曾伴随我好多年，现在当我慢慢想清楚时，它已经离我有十几年之遥了。

人生太短，当你猜出结果时，生活已经换了谜题。

（首发《上海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