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新青年》的连环讹误

围绕《新青年》的连环讹误

节录自张耀杰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2005年，我在台北《传记文学》10月号发表《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一文。随后，我把该文录入2006年出版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以下简称《历史背后》）第一篇。其中得出的结论是：《新青年》第四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出版时间为1918年1至6月。第五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出版时间为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由于陈独秀被变相免职和五四运动突然爆发，六卷各期没有能够按时出版，时间被拉长为1919年1月至11月。自1919年12月的7卷1号开始，《新青年》杂志又恢复到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原初状态；该杂志作为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的短暂辉煌，也因此终结。

由于胡适、沈尹默、鲁迅等历史当事人关于《新青年》轮值编辑的相关回忆既不准确也不完整，从而造成相关研究者旷日持久的以讹传讹。在《历史背后》公开出版之后，相关研究者不仅没有在相关著述中加以更正，反而在以讹传讹方面表现得一如既往甚至于愈演愈烈。包括邵建、冉云飞、江勇振、唐宝林、耿云志、王奇生、陈平原、胡明、张宝明、朱文华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知名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给出的都是错谬答案。

一、胡适与鲁迅的错话和假话

1、说错话的胡适

在民国史上，胡适与鲁迅曾经是《新青年》同人团队中志同道合的两位同人。随着《新青年》同人团队渐行渐远的分道扬镳，两个人分别被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奉为精神偶像。而在事实上，胡适与鲁迅与所有平常人一样，是人类共同体的普通一员，他们在一生当中难免要说一些不太准确的错话或者假话。

1922年3月3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民国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讨论很多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话文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名为‘建设的’，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1]

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是专门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撰写的，初稿曾经送给蔡元培、鲁迅等人征求意见，按照常理应该被视为历史定论。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刊登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新青年》4卷4号上：这期杂志的轮值编辑是陶孟和而不是李大钊。

刘半农在1917年10月16日致钱玄同信中以“台柱”自居倡议组建《新青年》同人团队时，李大钊刚刚脱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南下上海，入住孙中山任命的广州军政府驻上海全权代表孙洪伊家中从事政治活动。同年11月11日，李大钊由南京返回北京，住进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家中担任家庭教师。1918年3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的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在此之前，《新青年》第四、第五卷的轮值编辑已经确定，李大钊显然没有机会成为轮值编辑。

2、沈尹默的“全篇扯谎”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的误写历史，在1949年之前并没有引起太大歧义。到了1949年之后，由于李大钊、鲁迅的政治地位被人为抬高和陈独秀、胡适的政治地位被人为压低，与《新青年》相关的历史事实被接连不断地改写虚构，其中以《新青年》旧同人沈尹默的相关言论最具代表性。

查勘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流亡美国的胡适在1952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胡家健从香港寄来剪报《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数据。……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2]

被胡适认定为“全篇扯谎”的沈尹默发言稿，以《胡适这个人》为标题发表在1951年12月2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陈独秀到北大后，把《新青年》杂志移到北京来办，由北大几个同人分别任编辑。有一期是归钱玄同轮值编辑的，登了一篇王敬轩和林琴南新旧斗争的文章，大部分是刘半农的手笔，而博士大为不满，认为这样不庄重的文字有失大学教授的尊严体统，硬要把这个杂志编辑要归他，这一来，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这样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又是我多事，出头向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他当时只好听从我的劝告，没有能够达到他想拿去包办的目的。不久，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

到了1956年，沈尹默把上述“扯谎”文字稍作变通后录入《鲁迅生活中的一节》再次发表：“新青年杂志由独秀带到北京之后，有一时期，曾交由鲁迅弟兄、玄同、胡适和我分期担任编辑，我是长期病眼的人，不宜而且不善于做编校工作，因此，凡轮到我编辑的一期，总是交给玄同、半农去代办。”[3]

在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另有沈尹默长文《我和北大》，其中进一步虚构改写了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相关的历史事件：“《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

3、鲁迅的假话与周作人的还原

与沈尹默的相关回忆相印证，鲁迅此前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写道：“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4]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另有内容相近的事后追忆：“《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5]

在持续几十年的时间里，鲁迅的每一句话语在其研究者及崇拜者眼中，都拥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于是，鲁迅曲笔虚构的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且参加《新青年》每出一期的编辑会议，在相关著述中成为不移之论。一直在委曲求全地表示异议争鸣的，只有鲁迅的同胞兄弟、因“汉奸”罪名被剥夺正当话语权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二》中，周作人写道：“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

在1958年1月20日写给曹聚仁的私信中，周作人表现得更加真诚坦白：“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份。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6]

周作人所谓“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鲁迅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说了假话。

二、当今学界的连环讹误

1、耿云志、唐宝林、胡明的错谬记录

拥有关于胡适的最大份额文献资料的耿云志先生，在2012年修订再版的《胡适年谱》第52页写道：“1918年，27岁。1月底，自绩溪回到北京。是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其他陆续加入撰稿者有周树人、周作人、张慰慈、陶孟和、王星拱、刘复等。”[7]

耿云志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老同事唐宝林先生，在其《陈独秀大传》第154页中另有更加富于传奇色彩的以讹传讹：“1918年1月初，陈独秀召集编辑部会议，做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一、‘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二、‘采取集议制度，第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并从7月（《新青年》第5卷第1号）开始，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总负责依然是陈独秀。”[8]

与耿云志、唐宝林同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明，是近年来专门研究胡适、陈独秀的专家学者。他在《正误交织陈独秀》一书第105页以自己的讹误纠正别人的讹误说：“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了以北京大学教授为核心的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当时其他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张慰慈、陶孟和、刘半农等。郑学稼《陈独秀传》、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均误为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起，实行同人轮流执编。”[9]

2、邵建、陈平原、江勇振的连环讹误

最近几个月为修订校改《同人第一刊：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我重新阅读邵建著《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一书时，在该书第199页发现这样一段文字叙述：“案：多年以后，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提及陶孟和时，曾这样说：‘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可以参证的是，1919年，张奚若从国外给胡适来信，说：‘《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 在1918年元月形成的《新青年》编委会上（以前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六个轮值编辑只有胡适一人留美，他如钱玄同、李大钊、高一涵、沈尹默、陈独秀都是留日背景（另一说有刘半农没有高一涵）。这个情况迨至胡适所说的新青年社的成立（1919年9月），依然是英美少数而留日多数。这样一个格局，是不是多少也决定了这份杂志和这个运动的走向。”

邵建所谓“六个轮值编辑只有胡适一人留美，他如钱玄同、李大钊、高一涵、沈尹默、陈独秀都是留日背景（另一说有刘半农没有高一涵）”，分明是把《新青年》第四、第五卷的六名轮值编辑与第六卷重新改组后的六名轮值编辑混为一谈的以讹传讹。

邵建所谓“胡适所说的‘新青年社’的成立（1919年9月）”，同样属于以讹传讹。查勘相关文献资料，“新青年社”正式筹建，是陈独秀因为1920年5月《新青年》7卷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的印刷及定价问题与上海群益书社彻底决裂之后的事情。直到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的封面上，才第一次采用“上海新青年社印行”的版权标识取代此前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多年来一直以研究《新青年》著称，他关于《新青年》编辑部的介绍是：“在1918年1月出版的四卷一号上，《新青年》杂志社宣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文章主要由‘同人公同担任’，此乃同仁刊物的共同特征，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第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

这段话出自张宝明、王中江主编、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新青年元典丛书”《回眸〈新青年〉》的“序三”。作为该丛书主编之一的张宝明，曾经于事后提出异议：“在对陈先生宏观概括以及对《新青年》性情定位之描述表示认可的同时，今天笔者也有几点不敢苟同之处。”[10]

张宝明的“不敢苟同”，主要集中陈平原所谓的“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正如他的文章标题《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所昭示的那样，他提出异议的目的是要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来论证《新青年》的出版发行动机、市场经营意识和品牌打造策略。但是，一再强调重读《新青年》元典的张宝明，偏偏没有意识到陈平原叙述历史事实尤其是《新青年》编辑部八名轮值编辑时的严重讹误。所谓“同人公同担任”的《新青年》告示，刊登在1918年3月由刘半农轮值编辑的4卷3号，而不是陈独秀轮值编辑的4卷1号。

美籍教授江勇振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中，最大限度地搜索集纳了海内外关于胡适的中英文资料，偏偏没有研究明白并不复杂却又至关重要的《新青年》轮值编辑的名单次序。于是，在该书第244页出现了这样一份以讹传讹的编辑名单：“《新青年》由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创刊，1918年1月第4卷以后改为同人杂志，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工作。这种轮流编辑的制度，跟胡适所心仪的《新共和国》编辑部‘每日相见。每周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胡适希望《新青年》杂志能有统一战线，不要各自为战。”[11]

像这样以讹传讹的连环讹误，在正式出版物中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证。《新青年》编辑部的历史真相并不艰深复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事实的本真面目原本是每一位脚踏实地的严谨学者必须坚守的学术底线。但是，像这样并不艰深复杂的学术底线，却一直没有被相关人等所执着坚守。可以这样说，坐拥海内外最高学府不可替代的学术资源及文献档案，却不肯脚踏实地从事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是当下中国学术教育界最为怪诞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1]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2] 《胡适日记全编》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3]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文载《文艺月报》，1956年第10期。

[4]《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23页。

[5]《鲁迅全集》第6卷，第71－73页。

[6]引自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2页。

[7]耿云志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8]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

[9]胡明著《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注释6。

[10] 张宝明：《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11]江勇振著《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下篇，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