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

张耀杰：与贺卫方教授论沈尹默

2006年7月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给我发来一份电子邮件，经贺教授同意抄录如下：

久未联系，近来一切可好？

最近在读胡适的一些文献，对于一个问题发生了兴趣。你知道，胡适曾对于沈尹默的人格有很严厉的评价。通常胡适对人包括批评他的人大多比较宽厚和容忍，很少有激烈的言辞。但是对于沈尹默却反应如此激烈，猜想肯定是事出有因的。看其他一些有关沈氏的叙述，只是觉得沈是当年浙系学者里摇鹅毛扇的那种，但是究竟如何深沉精明，多语焉不详。

查兄之大著《历史背后》，页19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51年的沈尹默，已经是68岁的老人，他的双目也接近失明。出现在他的名下的相关回忆文章，大都是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录整理的。被远在美国的《新青年》旧同人胡适指责为‘全篇扯谎’的这些文字，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篇扯谎’，也不能把说谎的责任，全部归罪于沈尹默一个人。”

我的疑问是，第一，正如大著所述，沈对于胡适的指责并非只是1951年那一次，而是再三申说的，如果他的理智清楚，似应出自他的本意。仅仅以眼睛接近失明为由，暗示系身边工作人员“添枝加叶”或许需要证据佐证。另，关于眼睛的问题，沈在1950以及1960年代有不少书法作品问世，例如“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草书横幅，法度精严，根本不像是眼疾很重者所为。所以，要请教的是，有无证据表明沈对于胡适的批评出自某种外来压力或者系有人做手脚？

第二，胡适斥责沈氏扯谎可能主要是指所谓教务长选任事，以及《新青年》编辑之争。在前一个事件中，沈转述了胡适说自己凡事都喜做第一任主持人的话，这样的话的确给人一种气极败坏的印象。同时，如果不是很亲近的人，即便是胡适心里真的这样想，也断不会那样说的。兄视野广阔，不知道是否看到过关于这起事件的史料？

第三，关于沈尹默其人，似乎很少有较为详尽的传记文献，兄是否了解这方面的文献情况？

多有烦扰，乞谅！并祝撰安

收到此件后我当即回复道：“沈尹默现象其实是当年教育学术界的‘某籍某系’或者说是刀笔吏现象。……他们的最大特点是自己没有过硬的学术修养立得住、站得稳，于是把抢饭碗、保位置当成第一目标，其手段便是周作人谈‘绍兴爷’时坦承过的‘颠倒反复无所不可’。胡适、蒋梦麟等更加文明也更加优秀的英美派人士，因此就成了他们的学界天敌。这些年我一直想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众，只可惜没有足够的说话空间。奉上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请参阅。”

我所说的文章指的是《沈尹默与胡适的相互攻讦》，2009年刊登在《社会科学论坛》第5期，经过重新改写录入新近出版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由于资料匮乏，这篇文章并没有针对贺教授的疑问——“有无证据表明沈对于胡适的批评出自某种外来压力或者系有人做手脚？”——给出正面回答。

2012年8月12日，《南方都市报》刊登龚明德《沈尹默致信唐弢谈鲁迅》一文，其中谈到中国嘉德2012年春季拍卖会名为《文人情怀》的拍卖图录，影印有沈尹默《忆鲁迅》的六页手稿，还有第四至第七页四页手稿未影印。“沈尹默的小楷字真漂亮，写在每页四行每行二十字的竖式方格小块稿纸上，已公布了五百多字的原稿，与公开发表稿相校，原稿中写及创造社的一句十四字被删去了，在‘他是老于世故的，所以不喜欢世路人，尤其时常要讽刺那像东吉祥派的一班正人君子们’的逗号之后，原有‘也不愿意看创造社作家们的嘴脸’。唐弢细心收存这份手稿，五十六年后终于得以局部影印，功莫大焉。”

由此可知，直到1956年9月1日写作完成700字左右的《忆鲁迅》时，73岁并且长期患有眼疾的沈尹默，依然能够写作文章、创作法，我在录入《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的《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一文中，谈到沈尹默“双目也接近失明。出现在他的名下的相关回忆文章，大都是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录整理的”，显然是一种想当然的善意误判。沈尹默先后在《胡适这个人》、《鲁迅生活中的一节》、《我和北大》等相关文章中针对胡适的反复攻讦，虽然不能排除他为迎合政治形势而表态过关的外部因素，以及审稿编辑对于他的相关文字的技术处理；其中的主要内容应当是沈尹默与胡适之间长期存在的党同伐异的乡党派系斗争的真实写照。

关于人称“鬼谷子”的《新青年》轮值编辑沈尹默，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新青年》同人作者罗家伦，曾经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说：“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

罗家伦所谓“不做文章，也不会做”，是从学术层面着眼的。在前北大教授沈尹默留存传世的所有文字中，确实没有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本。像沈尹默这样能够在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里长期占据优势地位，所凭借的一直是在学术之外从事党同伐异乡党派系。对于凭借与蔡元培等人的浙江同乡关系在北大校园安身立命并且排斥异己的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三兄弟来说，后来居上的英美派北大教授胡适、蒋梦麟、王世杰、陈源、李四光、丁西林等人，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沈尹默本人在《我和北大》一文并没有避讳这样一种历史事实：“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土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

需要指明的是，除了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即周树人，这段话中的“某籍某系”在北大初期单边片面地包围依附于同乡校长蔡元培，基本上属于真实情况。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人与蔡元培之间，却明显属于契约平等的商务合作。蔡元培出任教育部总长之前，主要是依赖商务印书馆支付的稿费收入维持自己在德国的留学生涯的。中央研究院时代的胡适、傅斯年，更是蔡元培主持全国学术事业的最为得力的支持协助者，而不是单边片面的包围依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