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史上那些中国面孔（5）

梁启超的世博强国梦

文/廖保平

在一百年前，有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在《新中国》这部小说中，虚构了一百年后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盛况。

这部小说以梦为载体，作者化身“陆云翔”，以第一人称描述了自己梦中所见：上海的租界早已收回，法庭律师皆为华人，马路异常宽广，洋房鳞次栉比。

不能不佩服作者的想象力，他在书中写道：那年“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为了方便市民前往参观，在上海滩建成了浦江大铁桥和越江隧道，还造了地铁。为造地铁，还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有说造在地下，有说要造高架，争论到最后，定下造地下电车隧道。“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还有“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

这是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表明了中国人对国强民富的渴望，中国的强大，人民的富足，被他们幻想具化成种种远景的规划，一如孙中山这样的政治家规划中国的铁路，建三峡大坝一样。

实际上，陆士谔的《新中国》并不是政治幻想小说的开山之作，真正的开山之作是梁启超作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他在这部小说中写道，“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站在一百年前的门槛，梁启超的想法相当“超前”，他想到世博会不光是展览、商务，更是思想碰撞的大会。不过，在那个年代，中国人任何对未来的幻想，哪怕政治幻想，大都不是来自本土的资源，而是来自西方的刺激，因此，这种幻想本质上是学习西方，以期赶超西方。

梁启超的政治幻想也不是来自中国资源，而是来自外国资源，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匆忙乘日舰逃往日本。在舰艇上，去国他乡的梁启超心中是何种的苦闷彷徨，看不清前路茫茫的心情可想而知。舰长将一本日本“政治幻想”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让他在亡命途中解闷消遣。没想到这本原本让他消遣的小说，令他兴奋不已，可以说重新唤起他对中国未来的种种幻想，并沉睡在他的内心深处。

此后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月刊，他那些沉寂在内心深处的政治幻想终于有了表现之处，1902年，他创作了一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在《新小说》上。有趣的是，小说中做了大中华民主国第二代大总统的黄克强，数年之后竟果有其人，即同盟会之黄兴（字克强），是辛亥革命的闯将，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与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

当时的大思想家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和那篇《新中国未来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初八日已见之，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而上之矣。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及世界末日记，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黄遵宪对梁启超有知遇之恩，1896年曾委托梁主编《时务报》，对梁的一片心思应该是最能了解的。

文学从来者是托物言志的，梁启超、乃至那个时代的文学普遍有两个主题，即反思中国落后的“陆沉”和期望民族复兴的“新民”，简而言之，是寄托了那一代人的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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