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文学普遍有两个主题,即反思中国落后的“陆沉”和期望民族复兴的“新民”。
梁启超的世博强国梦
文/廖保平
在一百年前,有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在《新中国》这部小说中,虚构了一百年后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盛况。
这部小说以梦为载体,作者化身“陆云翔”,以第一人称描述了自己梦中所见:上海的租界早已收回,法庭律师皆为华人,马路异常宽广,洋房鳞次栉比。
不能不佩服作者的想象力,他在书中写道:那年“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为了方便市民前往参观,在上海滩建成了浦江大铁桥和越江隧道,还造了地铁。为造地铁,还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有说造在地下,有说要造高架,争论到最后,定下造地下电车隧道。“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还有“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
这是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表明了中国人对国强民富的渴望,中国的强大,人民的富足,被他们幻想具化成种种远景的规划,一如孙中山这样的政治家规划中国的铁路,建三峡大坝一样。
实际上,陆士谔的《新中国》并不是政治幻想小说的开山之作,真正的开山之作是梁启超作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他在这部小说中写道,“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站在一百年前的门槛,梁启超的想法相当“超前”,他想到世博会不光是展览、商务,更是思想碰撞的大会。不过,在那个年代,中国人任何对未来的幻想,哪怕政治幻想,大都不是来自本土的资源,而是来自西方的刺激,因此,这种幻想本质上是学习西方,以期赶超西方。
梁启超的政治幻想也不是来自中国资源,而是来自外国资源,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匆忙乘日舰逃往日本。在舰艇上,去国他乡的梁启超心中是何种的苦闷彷徨,看不清前路茫茫的心情可想而知。舰长将一本日本“政治幻想”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让他在亡命途中解闷消遣。没想到这本原本让他消遣的小说,令他兴奋不已,可以说重新唤起他对中国未来的种种幻想,并沉睡在他的内心深处。
此后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月刊,他那些沉寂在内心深处的政治幻想终于有了表现之处,1902年,他创作了一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在《新小说》上。有趣的是,小说中做了大中华民主国第二代大总统的黄克强,数年之后竟果有其人,即同盟会之黄兴(字克强),是辛亥革命的闯将,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与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
当时的大思想家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和那篇《新中国未来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初八日已见之,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而上之矣。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及世界末日记,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黄遵宪对梁启超有知遇之恩,1896年曾委托梁主编《时务报》,对梁的一片心思应该是最能了解的。
文学从来者是托物言志的,梁启超、乃至那个时代的文学普遍有两个主题,即反思中国落后的“陆沉”和期望民族复兴的“新民”,简而言之,是寄托了那一代人的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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