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政府来讲,当时最大的公害不是鸦片,而是坦胸露乳的洋女人。
大清末世:防火防盗防洋妞
端木赐香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在广州,最让英国光棍们头疼的问题,除了不能自由贸易、不能自由传教之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不方便:洋女人不得进入广州!所以清政府对英国的节节抵抗,可称是作是防火防盗防洋妞。特别是后者,在广州门口闹出了诸多“洋老虎纠纷”:
之一:1751年7月8日,有荷兰商人老连来到广州,同时还带来三位洋女人,住到了瑞丰银行,这是大清官方记载中外国女人第一次光临广州。
不知道当时的广州民众是什么反映,但是广州官员的反应却十分迅速,认为“携带番妇同行,例当驱逐”。驱逐到哪儿呢?广州官员给洋人想了一个好地方——澳门。规定,从此凡有夷船到澳,中国海关关员先检查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即将她赶到澳门,否则不准入口经商。
之二:1769年,有英商带洋女人进广州商馆住宿。
得报当天,李侍尧立即派出军队和专船,把这对狗男女押送澳门!有关行商与通事,甚至衙役,统统受到严惩。
之三:1825年,英国一商船出事,船上大副的妻子莫利夫人(Mrs.Morley)获救后乘帆船进入广州。
得知洋女人不能进广州的章程后,她自动撤退了,真乖。
之四:1830年初,英商怀特曼携妻入广州商馆。
在中方抗议下,2月11日,该夫妇被迫迁往澳门。
之五:1830年4月,丹麦船主耶鲁尔夫(Capt.Kierulf)之妻来穗,被两广总督驱逐。与此同时,三位不知名的洋女人从澳门到广州参观英国商馆,大清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三大公害退走。
之六:盼狮事件。
可能正是由于洋女人连续受到了驱逐,才使得洋商采取了1830年10月4日的举措以挑战清政府的神经:英国东印度公司新上任的大班盼狮(Baynes)公然携妻坐轿,大摇大摆目中无人的进了广州。
原先洋女人来,都是悄悄地来,不带走一片云彩,而这次洋女人进城,居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坐着中国的小轿招摇而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往大里说,这是对大清内政的公然挑衅,往小里说,这是无视大清的《防范外夷规条》。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看见没看见的,都激动非凡。总督李鸿宾立即召见行商,行商伍受昌向盼狮传达了总督的命令,责令他即刻让洋女人回澳门,否则强行驱逐。同时以四百里快寄报往北京的道光皇上(四百里就是每日四百里的速度。从广州到北京,普通邮驿需时30至35天,四百里快递需时大约20天,五百里快递需时约16至19天,至于六百里、八百里,会出人命畜命的)。
大班不听,回复说:“大宪要以公道仁政治远商,则可以相安办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远商,则真不知其事至何应止!何必平空之间,滋生事端,至惹出变哉!”
与此同时,英商认为广州当局的这种规定是对英国人的“极大侮辱”, 向大班提出口气强硬的请愿书, 指出“根据经验确定, 对侮辱的屈从, 只会使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化”,并呼吁趁此机会向清方交涉要求“改善对待外国人的方法”。此外,他们还联合向广东督、抚、将军和粤海关等四衙门提交了抗议书:“根据英伦法令,每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因此在谕令上所称的外国妇女是外商的妻子。公司工作人员每年需要六个月或更多的时间留在广州”,如不许携带夫人,实在不合情理,要求准许外国妇女住馆以及乘坐轿子。广东官宪认为:抗议书“文义本不明晰,词语亦多不逊”,故“严行驳斥,谕以仍遵旧制”。
李鸿宾比他们更绝,带军包围商馆,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大班通知英国海军司令调兵百余人,携带枪枝短炮进驻商馆。
盼狮一来硬的,李鸿宾就害怕了。其实英国人心里也虚。所以李鸿宾派公行通事蔡刚出面婉言开导,盼狮撤百名英兵,但大炮仍留在馆内。蔡刚如何说服的,查不到资料。大班可能永远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带自己的妻来自己工作的地方?简直是奇了怪了!
大班不肯送回妻子,李鸿宾就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但狗掀帘子光凭嘴上的劲儿,并没有真正停止贸易。伍受昌再次出面,回来后告诉李大人,盼狮因素患痰疾,屡发未愈,现需番妇调护,恳求稍好一些,再谴令回澳。借口不赖,这洋女人在广州一住五十多天。
事后,李鸿宾受到道光“任事经心”的夸奖。
对洋人无奈,可是对汉奸就不能留情了。中国公行东裕洋行司事谢治安,虽由监生加捐有一个州同职衔,但平时与盼狮关系较好,这次又出借小轿给洋人及其老婆,乃是知法犯法,判监禁,以“交结外国买卖,诓骗财物”罪革去职衔,流放伊犁。可是还没等到流放,就死到监狱里去了。
哎,在天朝,当什么都不能当汉奸哪。
之七:1830年11月,几位美国女人上商馆参观,再次引起广州骚动。
外国妇女为什么会成为天朝政府早期严防死守的禁品之一呢?原因不外如下:
一、外国女人的思想、言语、生活方式等有伤风化。
其实,说有伤风化都有些低估洋女人的杀伤力了。即使是在中国自认为已走向现代化的当今社会里,中国街头上出现男女旁若无人搂抱接吻的镜头,对普通国人来讲,还不能完全接受。更别提那个时代,早熟的中国统治者、思想家们早已合谋把女人拴在了家里的炕头上,她们闲静守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非有大故(我猜所谓的大故只能是杀人啦或者地震啦)不出门,出必拥蔽其面。她们要是学了洋女人那小样儿,穿着坦胸露乳的衣服,在大街公开与男人搂抱兼啃嘴儿,天朝秩序不崩溃才怪呢。所以,小脚女人对于中国这个伦理社会来讲,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鸦片成为天朝公害之前,天朝眼中的最大的公害乃是洋女人!
二、如果外国女人不能进广州,那么外国男人就不会长期赖在广州了。虽然他们常常通过贿赂手腕赖在广州不走,但是没女人陪着,他们肯定呆不长。
看看,多么人性化的考虑,将心比心,中国官员也知道洋男人与洋女人两地分居受不了。于是乎澳门人口男少女多极不成比例,与一般殖民地男多女少大异其趣。据现存的1830年澳门人口调查纪录,澳门白人:男1201名,女2149名。奴隶:男350名,女779名。有些学者认定那是由于澳门妓院的发达,他们可能忘了,澳门乃是广州洋男人们的怨妇们唯一能呆的地方啊。当然,天朝没有想到,这种人为的制造怨妇的规章制度竟为某些“懒得离婚”的洋男人提供了庇护。美籍人士张馨保说:“这个关于妇女的禁令,虽然对很多洋人来说实在可怕、不便,但少数人却表示欢迎。那个婚姻不幸的画家乔治•轩拿里(George Chinnery),当妻子从加尔各答来澳门同他团聚时,就逃到广州。”
可惜,洋男人中这样的“妻管炎”不多,否则西方男人都跑天朝来寻求“婚姻避难”了。
1831年,鉴于洋女人频频进入广州城的“粉红色”教训,鉴于乾隆时期李侍尧大人的《防范外夷规条》及嘉庆时的《民夷交易章程》渐成具文的现实,天朝上下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了,得彻底把洋女人堵在国门之外,于是,修改原先的五条章程,补充为《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经道光帝批准,正式在广州颁布执行。除了加强对广州洋人的“双规”力度之外,更把禁止番妇进入广州列为第二条,严防死守。英国商人在广州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日子越过越孬!
(摘自端木赐香:《1840:大国之殇》,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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