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陌生场所与陌生人之间的恋爱

陌生的场所,比如每天大兴土木后兴建起来的建筑,如何与陌生人之间产生这种联系并随之成为后者喜欢的场所呢?如何让一个场所发生故事,而这些故事又能引起人内心深处的某些共鸣?

正如汪精卫所言,黄埔军校成立伊始,校名前冠有“中国国民党”字样。孙中山想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党军”。

黄埔军校的誓词,很好地表达了这层意愿:“尽忠革命职务。服务本党命令。实行三民主义。无间始终生死。遵守五权宪法。只知奋斗牺牲。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利钝。”

当时对黄埔军校学员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或愿献身革命希望加入国民党的人。

除了“服从本党命令”外,“欢迎速死”是黄埔要求军人的另一关键词汇。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在礼堂对全体师生发表了演说,言谈中强调了一个“死”字: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这个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

除孙中山之外,在典礼上尚有两位发言者。一个是国民政府总参议胡汉民,他宣读了总理训词。另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他向大会致祝词。

两年之后,轮到汪精卫取代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训话时,他唯一引用的孙中山的原话,是孙中山5月5日在黄埔军校成立时所讲:“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国民党能够得到一个新生命……我们要打破困难的环境,我们要欢迎一个‘死’字!”勇敢赴死,是孙中山对革命军的一贯要求,他反复多次予以强调。从此以后,国民党的确凭借枪杆子得到了一个新生命,也的确有太多人——包括革命的对象和革命军人本身,被这个“死”字魔咒附体。

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孙中山表达了创立一个迥异于军阀部队的革命军的理想: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

黄埔军校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培训的场所,它同时是进行党化教育的地方。汪精卫在1924年5月黄埔创校伊始,就受孙中山指派,被蒋介石聘请,成为三位政治教官之一(另两位是胡汉民和邵元冲),主讲国民党历史。后来,在苏联顾问巴甫洛夫的建议下,孙中山指定蒋介石担任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则担任负责政治训练的委员会主席。

在黄埔初期的实际运作中,出力最多的是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汪精卫虽然在政治教学中担当重要角色,但也如其他当事者所回忆的那样,在1924年8月广州商团兵变之后,他和其他政治要员忙于应付时局,来军校演讲的次数少了。

镇压商团兵变,是黄埔建军后的第一役,小试牛刀,就取得了胜利。

但在当时,商团起事对国民党仍构成不小的考验。财政短缺,始终是困扰孙中山的一大难题。沉重的税捐近似于竭泽而渔,是导致商团反叛的一个重要原因。陈炯明等军事威胁的存在,和看不到出路的财政危机,加上商团的挑战,黄埔军校当时的处境,远不像现在主流史学家所撰写的那样光鲜。

校长蒋介石就是在1924年9月,递交了辞呈。如果他没有被挽留成功,历史将被改写。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甚至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政治地位远不如学校的政治教官。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也在就职后不久,即因国共合作问题的内部争吵一怒之下挂冠去了上海。在当时,危机重重的黄埔军校,并不是政治大佬非要固守的权力要津。

包括孙中山本人,除了在开学典礼等少数时间节点上,他甚少去军校演讲,即便军校创办之初,政治教员稀缺,政治课常常取消。黄埔军校虽然是孙中山的重要部署,但在当时,孙中山还有更紧要的政治安排要去完成。

在1924年11月3日对黄埔军校师生的告别演说中,他对此前滞留于广东发展表达了悔意:“假若在这次北京事变发生以前,大家早向北方去活动,或许可以做成功。”接下来他北上,在军阀间合纵连横,幻想着局势的混乱发展能够让他成为新总统。汪精卫的脚步,也随着孙中山起舞。

当孙中山1925年3月因病去世前,他北上可谓全无成果。汪精卫成为受托撰写总理遗嘱的那个起草人。

“我看你们是危险的呵。我如果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要加害于你们。如果你们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一定要被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这是汪精卫回忆的孙中山临终前病榻上所说的一段话,他原本不想立什么遗嘱的。

或许这段话,最能真实反映在接连失败中即将撒手人寰的职业革命家内心的忧虑。黄埔军校刚刚创立不及一年,“党军”尚不具备对抗敌人加害的能力。

但就连带有政治狂想色彩的孙中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对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实力未曾乐观),就在他去世的这个年份,黄埔军校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一连串的军事对决中取胜。

在孙中山去世后3个月,国民党的军队由“党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汪精卫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掌握最高军权,麾下的四只军队中,有一支的领导人是蒋介石(其他三人分别为许崇智、谭延闿和朱培德)。在孙中山去世后,三足鼎立的权力继承者中,廖仲恺很快被刺杀,胡汉民也卷入该案受到牵连,汪精卫的接班人位置看上去无人撼动。

次年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理所当然由汪精卫做训话。他说:以后无论什么军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据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才能存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而成立的,事实上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治部,军事委员会是国民党的军事部。所以无论什么军队或军校,总是国民党的,都要本着党的政策去做,无所谓特别的党校,也就无所谓特别的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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