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西门媚：欢迎来到平行世界

对话西门媚：文学是把人们视而不见的东西找出来

“我一直对小人物感兴趣，我觉得真实世界是由他们构成的，而他们恰恰隐藏在众人的视线之外”

《景深》杂志记者韬子（以下简称景深）：在第一部小说《实习记者》的序言中，您说这部小说“一个主题是关于成长、另一个主题是关于新闻界，关于新闻的理想。”讲讲您那几年在新闻界的经历吧，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您离开了传媒界，专职写作？

西门媚：我在新闻界呆了大约十年有余，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我最早在北京呆过几年，后又在成都，再到广州，再回成都。比较有意思的是，我的工作经历让我正好体验到中国媒体很典型的三类：北方的体制感很强的媒体、南方新锐的有朝气的媒体、内地的纯市场化的商业媒体。从新闻理想来讲，南方媒体当然是最适合的。但我的个人理想一直是文学创作，当我觉得条件成熟了，就辞职回家，专事创作了。

景深：您小说视角一直都放在最普通的小人物身上，各行各业的人的日常生活被您描写地十分生动，您是如何做到这点的？与您之前的媒体工作经验有关吗？

西门媚：我一直对小人物感兴趣，我觉得真实的世界是由他们构成的，而他们恰恰隐藏在众人的视线之外。众人的视线是往上的，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看什么和不看什么往往是被“大众传播”引导和规定了。但小说恰恰相反，文学是想把人们视而不见的东西找出来。这种人们忽视掉的东西，最能表达复杂的人性。我平时很喜欢琢磨普通人，随时随地都在观察。而且这种能力是可以锻炼的，感觉会越来越敏锐，自己甚至拿这种观察当游戏，很好玩。媒体的工作经验对我写作的帮助主要不在这方面，而是让我更明白怎么跟读者沟通，用什么样的语言和结构特别能抓住读者。

景深：您从小就喜欢写作吗？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会讲故事、可以写小说的人？

西门媚：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但年少的时候写作风格跟现在不同，那时只知道抒情，情绪多，而缺少故事。讲故事的能力，特别是把生活还原出来，用微妙的细节构造一个世界，这得依赖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这个是年长以后才能做到。

景深：您现在是一个专职作家，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比如有作家喜欢一边抠脚一边写作。不写作的时候喜欢干些什么？

西门媚：我小说写作都是在上午，如果说特别一点的地方是需要完全的安静，不能有音乐，旁边不能有人。一般会泡杯茶，放在手边，也不喝，一口气写到觉得精神快焕散了，才停下来。就不能写了。下午休息，写专栏，看书，上网，喝茶，散步，或者种种花什么的。第二天再写。

景深：从小在成都长大，作品中的人物也经常以成都人为原型，请问您怎么评价成都这座城市？成都给您写作方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西门媚：我对成都的感情深到难以分辨，喜欢它，痛恨别人对它的破坏，恨到赌咒发誓，想离开它，但又不舍得走，它是我灵感和快乐的源泉，这里有我的亲人和朋友。我喜欢这个城市的市民，是他们造就了这个城市的性格和魅力，他们勤劳而闲散，贪图现世快乐同时又挺超脱，聪明幽默，但缺点也不少。这种复杂的性格最适宜进入小说。我想在笔下塑造一个城市，是“真实成都”的一个平行世界。

景深：连岳评价你的小说“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有植物清新的气息”，您觉得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受哪些作家的影响比较大，个人比较喜欢哪些作家和作品？

西门媚：我喜欢的作家很多，很难讲到底受谁的影响大。你前面提到新闻和文学的关系，我最喜欢的作家中，也有两位是出身新闻记者，他们是海明威和马尔克斯。他们的语言和叙述结构，我觉得也跟从事过媒体工作有关，会特别注意读者的反应。我希望能写成他们那样，简洁有力，同时层次丰富，极有想象力。但另一些喜欢铺陈的作家我也喜欢，比如帕慕克，很喜欢玩技巧，但是技艺高超，也很让我羡慕。场面宏大奇绝的作家我也喜欢，比如上世纪的捷克作家恰佩克。女作家也有十分优秀的，比如多丽丝·莱辛，能敏锐地从最细小处出发，也能高瞻远瞩，关心人类命运。这种博大胸怀，是我要学习的。不止是小说，我读其它门类的作品，也能吸收很多关于小说写作的东西，比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伟的《甲骨文》等等。

景深：您有个短篇小说《亲爱的史密斯》收录在《代表作·新女性》一书，这本书里收录了十位专注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女作家自选最满意的短篇小说。相较于男性，您觉得女性作家写作有什么普遍的共同特点？

西门媚：我一直认为女性作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青春写作类型的，一类是积累型的。男作家也可以分成这两类，只是女作家现象更明显。青春写作类型的更像诗人，依靠天分、激情，创作的作品跟诗更接近，她们一般少年就横空出世，最好的作品往往是最早的作品。比如萨冈就很典型。另一类女作家是积累了大量的生活才开始写作，她们的作品深沉厚重，对人世有着细腻深刻的理解。在对人性及情感的细微体察方面，她们容易做得比男作家更好。最近我在读一位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的作品。她在这方面十分有代表性。她六十岁之后才开始写作，作品大气沉厚，包含对人世的深情，而且越写越好，最后一部作品十九次被媒体选为“年度最佳图书”，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

景深：前不久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落马，之后关于成都彭州石化工程的话题又开始热起来了。在您博客中知道2008年的时候，您也参加了反对这个项目上马的散步，请问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参与到这样一件事情中？怎么看待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

西门媚：当时反对这个项目有最直接的两个原因。一是如前面提到的，我对成都的热爱，难以接受它就此被毁损，从一个“天府之国”变成重污染之地。另外还因为这件事情暗箱操作，成都市民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身边正发生着这样的事情，这么重大的事件公众却没有知情权，让我十分气愤。所以我当时希望能把声音发出去，能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此事。不单我一个，成都文化艺术圈的朋友大多参与了此事。只可惜还没形成声势，就遭遇了5·１２地震，这件事就中断了。现在我仍期望这个工程能撤离成都市，给成都一个安全的未来。知识分子天然比其他民众更有信息、文化等方面的优势，理当担负起对现实社会的责任。在当下中国，虽然乱象纷纷，但仍有不少知识分子走在前面，不单有思想有著述，还有具体的行动，像我喜欢的崔卫平、艾晓明等老师。

景深：有一个现象，成都的文化圈与成都高校之间联系似乎并不怎么紧密，请问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二者有更多的交流？

西门媚：文化圈和高校之间的隔阂并不止是成都的特有现象。我想，这跟中国的高校体制有密切关系。学校执行的是一套层次森严的管理制度，对老师的考核都非常死板，思想活跃的老师在学校里常受到打压，学校对外界的声音更是毫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圈和高校就难有互动。但另一方面，现在资讯发达，通过微博、博客、豆瓣等等，又能突破地理的限制，进行一些直接的交流。这已经比十多年前方便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