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大相信从视屏上看到的画。照相术和数码术对信息的贡献有多大,对气息的损伤就有多大。它们将优点和缺点都缩小,换句话说,将特点在缩小,从而看起来都还不错——所以,伟大的作品一定比视屏看到的好,而平庸的
(范仲淹)
文/廖保平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而已,但是一滴水珠也可以见出太阳,见出历史风云,见出世事百态。这一年,在历史舞台上“钜公辈出”,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越发地显出真切的面目来。
这一年,江山社稷重任一肩挑的宋仁宗面临着诸多棘手问题:土地兼并严重,官僚队伍庞大,财政危机加深,士卒饥民暴乱,辽和西夏威胁黑云压境。为了解决内乱外患等积弊,宋仁宗急需一场改革。“先天之下忧而忧”,有担当精神的范仲淹进入了他的视野,成为委以改革重任的首要人选。
九月,宋仁宗颁布手诏,点名要求范仲淹、韩琦、富弼陈奏闻可以实行的“发世急务”,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遂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部分地为宋仁宗接受推行,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
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一场政治的博弈,纵观中国历史,改革派与保守派,或曰左派与右派的利益争夺,使每一次改革都充满明争暗斗、血雨腥风。“庆历新政”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保守派顽强的反对,“朋党”是反对派挥舞的大棒,他们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搞小圈子利益,图谋架空皇上,要求皇上罢黜革新派。
改革派如何回击,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改革派的中坚力量之一,欧阳修面对“朋党”舆论的构陷,奋笔疾书,写下了议论风发的宏文《朋党论》,向皇帝奏陈“小人无朋”和“君子有朋”的道理,划清小人和君子之朋党的界限,提出小人结为朋党误国害民的论点,肯定君子结为朋党的正面作用,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结成朋党,而在于辨别是什么人结成什么性质的朋党,建议皇上“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是历史上第一个为朋党正名的人,不过,他对朋党的认识还是没有跳出君子小人之辩的传统儒家思想樊篱。
所谓“伪朋”与“真朋”的对立,实质上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借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左派和右派的连绵不绝的掐架。可是在皇帝看来,不管是伪朋还是真朋,不管是小人党还是君子党,无非是拉帮结派的利益共同体,是好是坏并不以小人和君子来分,而是以是否有利于自己来区分。皇帝亲近小人党,可得吹捧之乐,得贿赂之实,得渔利之美,但容易落得个亲小人、远贤能的恶名,容易激起刚直之臣和下层民众的反对,一意孤行的结果,轻则祸国殃民,重则江山不保。因此,亲近小人党要有个度,一旦于己不利时,就借“清君侧”之机拿小人党去当祭品。
皇帝亲近君子党又如何呢?皇帝可能会博得一个明君的好名声,但时时被纠正,处处被“监视”,也是烦不胜烦的。皇帝固然要倡导仁义礼智信,孰不知这些是用来要求臣民的,而不是要作茧自缚的。君子党正直不邪,难以明了这些道理,所以拿来匡臣民,也匡君主,结果虽然国泰民安了,可皇帝得名不得利,过得并不潇洒,处处受掣肘,一旦讨厌了这种生活,就会借小人党之手将君子党扫地出门;要么就像万历皇帝那样,万历用消极方式对抗,“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长期“罢工”,三十年“万事不理”。但是皇帝有权不用岂不可惜,像万历皇帝那样为大臣让步的皇帝不多,稍为有点心术的都能将这帮刚直之臣玩得灰头土脸,不敢声张。
因此,不管是小人党,还是君子党,在皇权专制之下,都是皇帝利用的“走狗党”。皇帝希望君子和小人对立地存在,希望君子和小人不断掐架,好让他从中调解,掌握裁决权、主动权,此一时亲小人党,彼一时亲君子党,历史就在这种摇摆之中颠簸前行。
当然,皇帝希望君子党和小人党对立地存在,并不意味着希望他们做大做强,皇帝对大臣结为朋党是很有戒心的,害怕权臣拉帮结派,扩张扶植私人势力,架空自己;害怕武将功高震主,变成尾大不掉的隐患,危及自己。眼见了唐代牛李党争造成的祸害,心有余悸的宋代君主们对“朋党”、“党争”都极为敏感。有了前车之鉴,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改革派果真如保守派所说的搞“朋党”,既触犯了先祖定下的老规矩,也直接戳到了宋仁宗的痛处,他岂能坐视不管。
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就被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支持新政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新法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草草收场。
有人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是保守派反对,改革派内部分纷争(范仲淹与韩琦政见不同)的结果,其实不然。鉴于武人乱国的史实,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士大夫是宋朝的政治根基。可“庆历新政”中的诸多措施,如“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无论是裁汰不称职的官员,限制官员子弟荫补职位,还是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都在动摇北宋的统治基础——士大夫阶层,触及皇室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改革失败(废止)的根本原因。
换句话说,专制之下,改革一旦改到皇帝自己的头上,要皇帝革自己的命,得有多大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勇气才能“天纵英明”?倘若现状还可以勉强维持下去。何况宋夏和议已成定局,兵民骚乱已平息,宋仁宗所面对的燃眉之急已解,就只好踩刹车,改革注定要“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这是一个历史的死结,是那个历史中的人、专制制度下的人无法解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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