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一部民间暴力文化大全

我们时常以礼仪之邦自诩，传统文化也往往倾向于谴责暴力，但反讽的是，中国民间崇拜的英雄人物大多是些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流氓匪徒。近一点的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远一点的有《水浒传》、《三侠五义》等等。就拿最有代表性的《水浒传》为例，书里边塑造的那些个山寨好汉，成天刀光剑影，杀人如麻，表面上为的是替天行道、伸张正义，但这辅国安民的“正义”幌子掩盖下，梁山英雄们杀人之后却“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干的尽是些“啖人肉”、“食心肝”的残忍勾当。

小说《水浒传》的流行，恰恰说明了暴力文化在中国民间植根之深。这部“暴力大全”的著名推手之一，便是曾经客居麻城的明代学者李贽。李贽评点水浒，称赞它是“发愤之所作也”。所谓的“发愤”，乃是指“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原来，民间匪盗的烧杀抢掠，都是源于官府不争气。当满朝昏庸，奸吝当道时，民间武装势力就势必要来个“地方自治”，以匡扶“忠义”二字。而只要打出“忠义”这块招牌，之前干过什么杀人越货的暴行，都能顺利地在道德上一笔勾销。麻城与水浒，原本两个不相干的所在，因为李贽的存在，似乎在精神上有了互通之处。

那么，悬挂“忠义”金字招牌的地方又在哪儿呢？不论是虚幻的水泊梁山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块血淋淋的牌匾都悬挂在了山寨的大门之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罗威廉（William Rowe）的著作《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一部专门描写民间暴力文化的地方志，其着笔重点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大别山中段南麓的麻城。

麻城地区，山寨、堡垒、碉楼之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里的山寨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宋元更替之际，当时，山寨主要作为抗击蒙古军队的军事据点使用。明末的农民起义时期，时局更乱，越来越多的山寨和武装据点在麻城周围被建立起来，共有十多处。到清朝，麻城已经是漫山遍野插满山寨大旗。据1882年的县志记载，当时麻城一共有95处山寨。这些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山寨，一般来说都是由一些当地特定的大家族、大地主来掌管。罗威廉把这些掌控者统称为“精英阶层”。在地方精英的带领之下，山寨里竖起了保境安民的旗帜，佛教、儒家的道德箴言被印在山寨的旗帜上，召唤着四方黎民。人们也顺应道义而操起了刀枪剑戟，居住于山寨、堡垒之中，开启了如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一般的暴力生涯。

山寨两个字，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番。一方面，它是民间暴力文化生发、聚集的所在地，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当中，“地方治理”的重要一环。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是集权专制社会，但却不知道所谓的集权，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上、制度上的象征物。封建政府真正的管辖权力根本到不了太细小的地方，把遥远的政府军调动到偏远的县城，费时费力，完全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再说，知府、知县等等县市一级干部有多大军事权力？实际能调动多少兵马？基本等于零。如麻城这样的“穷山恶水”之地，平时要是光出现几个盗贼流寇倒也可以差遣衙役捉拿，但是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民间武装叛乱乃至军事战争，维护地方的稳定根本指望不了效率低下的官方军事力量。

在暴力横行的日子里，地方武装势力就特别能派上用场。在麻城这样的地方，当地的豪绅会大方地出钱出人，操练一帮民兵维护治安。毕竟，一方的政治安稳与否和当地的豪强势力利益最相关。富人都怕死，因而不惜“用钱买命”，而无论治世乱世，老百姓总是命贱如纸，难免落得“为钱卖命”的下场。因此，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卖命，山寨版的地方治安就按照这样的逻辑逐渐构建形成了，在此种暴力逻辑的熏陶下，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文化，自然蔚为流行。

当然，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并非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但山寨的作用也并不因此而变得可有可无。修建山寨的日常目的，其实是保护乡村居民不受到土匪的骚扰和攻击。翻开麻城县的县志，大别山一带土匪的祸患在历史上几乎是一路伴随着这座小县城的发展，确实是困扰当地安全的一个问题。罗威廉也在书里说：“长期存在的土匪威胁，是麻城社会渐进而长期军事化进程中最基本的要素”。不过，这里还是存在几个疑点。按理说，土匪不应该是像水浒里边的众英雄，大部分是被逼落草为寇，有难言之隐的吗？如果说土匪合伙开一家公司的话，人事来源本身就应该很不稳定。在太平盛世，谁放着良民不当，没事去当土匪呢。如此，匪患在历史上长期不绝的原因就解释不通。

顺着书往下读，罗威廉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其实，这帮横行山间的土匪并不完全是被逼上梁山，上山以后也不都像宋江同志一样成天想着被招安，混进体制。他们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长期充当着“职业土匪”的角色，把打家劫舍看做可以多年经营的事业之一。这情况表面上看是极大地威胁了麻城地主豪绅的财产安全和人生安全，但转念一想，愁云不展的地主豪绅门却又喜笑颜开——本地土匪长期泛滥，这不正好可以成为地主武装兴建山寨，长期组建私人军事力量的最佳理由吗？

地方豪绅们面临的威胁其实远不止土匪那么简单。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的王笛在为《红雨》写的书评中总结了地方武装组织形成的诱因：

“首先，大宗族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组织中最重要之势力，即使到了20世纪初仍然如此。其二，土地的集中造成大量奴仆和佃仆，奴变经常发生。社会的不安定促成了地方精英的武装，他们安营扎寨，经常不受地方官管束。与全国其他县相比，麻城佃仆数量最多，这一点到民国时期仍有体现。奴变是明清更替之际造成麻城血腥动荡的主要原因，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其三，17世纪初持续的动乱，促使当地精英为了自身安全高度武装化，营造更大的山寨，这种以山寨为中心的聚居地，成为麻城基层最重要的地方组织。”

看来，山寨在麻城的拔地而起还真不单纯是匪患惹的祸。地方豪强势力坐大，财富和权力的过度集中连带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为此，他们急切地寻求自保之道。土匪的猖獗泛滥，虽然也算得上当地一患，但在大多数时候土匪不过充当了麻城的富商、大地主、绅士们强化山寨武装力量的一个借口。加上山寨总是打出合乎儒家道德价值的旗号，反复强调山寨修建的目的在于“保一方平安”，因此不少文人乃至地方官员们都成了山寨的支持者。长期的忽悠之下，随着山寨越修越多，越修越大，地方豪强牢牢抓住了山寨和碉楼暗堡的财政权、行政权，基层的社会也就变得越来越成为地方武装的附庸，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控。

及至清代，名臣于成龙任职湖北，他在麻城县开展了基层制度的改革。对于地方势力的“大而不倒”，于成龙瞧得真切，于是便在当地推行保甲制度，想以此“招安”山寨势力，来个以民制民，把地方势力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合二为一。保甲制度中的一级首领为“保长”，于成龙为了利于该制度在麻城推广，便故意把“保长”两字在正式公文中改为“堡长”，意思是堡寨之长。那么，顺理成章，那些控制山寨的巨族富士，也堂而皇之变成了地方行政中的大家长。山寨，因此成为了介于官府和民间的一种存在，不知不觉间，把中国的整个基层社会几乎都圈围在了这座硕大的寨子当中。

上有衙门，下有山寨，平民百姓被尴尬地夹在二者中间，夹缝中生活的艰难不难想象。《水浒传》之类的暴力作品又在时刻提醒受苦受难的人们：要么拿起刀枪，聚义山寨，成为暴力文化中的施暴者；要么一辈子温良恭俭让，成为暴力文化的牺牲品。除此二途，别无他法。如果是你，你该如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