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越多，幸福就越难

选择越多，幸福就越难

云也退

汪丁丁先生在2月的一则博文里对信息泛滥的现代，以及注意力资源的分配问题发表了一番评论：“我的移动硬盘不断更新，今天，经过一星期的折腾（从几十块移动硬盘里删除重复的文档），终于可以携带3T的移动硬盘旅行了，一块1T的，都是学术文献（十几万篇），一块2T的，主要是课程教材（工具书、音频、视频）。两种品牌，合在一起最轻。”他说，他浏览这1T的文档，得出一个结论是：“假如你要坑害一位年轻人，只要将这块移动硬盘给他。”

汪先生是个人文主义者，很广博，有人拿他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诸贤相类比，那时知识尚未分化成诸多以邻为壑的学科，一个“博物学”就能涵括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微生物、生理乃至星相等一干学问，达·芬奇、帕斯卡尔、伽利略、玻意尔之类全才群星璀璨。然而，汪先生却不肯把自己的思想食粮随意授人：他是轻视“一位年轻人”的阅读能力吗？

我想他的意思是，在1T的文档里做选择，会要了人的命。

文科大学生都是抄过书单的，有的还不止一次，每一份书单都来自你信任的老师，或者是成功人士（“奥巴马/比尔·盖茨/巴菲特……的书架”之类）。一份详细的、长长的书单，会增加你对开列者的崇敬，但是，书单的长度与你所受的阅读激励的强度却是成反比的，10本书的一张单子，要比50本书的单子更让你有开卷的冲动。过多的选择让人绝望，但“像某人一样博学”的诱惑又摆在那里，因此，那些教你在一周之内掌握某复杂技能（如金融投资）或知识（如“欧洲史”）的书总是很受欢迎，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很难有能力覆盖一门知识里所有的选择，但又渴望找到一个胜似于此的捷径。

那时我们写毕业论文，导师一气发下来二三十个论文题目，颇让人有点无所适从，不过，很快也就想明白了：选项既如此多，任择一个随意写写大概就行，谅必没人会细细审读它们。选项一多，每个选项的意义便被稀释了。然而，你读一份厚厚的超市商品目录册时，感觉就会不同，因为买东西涉及你的腰包，繁多的选项，会让你一筹莫展，总觉得最终被放弃的选择更好一些。你当然希望范围大一点，选起来更加宽松，可结果却是拈轻怕重，举棋不定。

很多人怀念选项偏少的童年，它们多数都有个贴近自然的背景，有乡野的玩物，树叶、石子、小昆虫、秋千，农业、乡村使人淡定满足，而工业、城市则教人兴奋躁动。兴奋是由于选择多了，选择多了带来了幸福感的计算。举个例，倘若我家附近只有一个游泳池，我工余的锻炼便可能集中在水中进行，不会考虑别的；但假如我家附近除了泳池外还有一个网球场、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一个篮球场，而我偏巧又是四项全能，那么，我消耗在游泳上的那一个小时，似乎让我损失了打篮球、打高尔夫球和打网球的机会——幸福感和满足感就因此受了损。

机会成本的升高，使我越发难以确认我的幸福会落在何处。譬如眼下，我就在读一本小说、一本理论著作和一本回忆录之间犹豫不决，最终，我只能选择一本最薄的——我是这么想的：就算它不如另两本出色，甚至很平庸，我的损失也会因为费时不多而略得弥补。

“写薄书”几乎是每一部创意写作教材里都会出现的建议，这些教材告诉作者要清晰简明，勿增赘言，要逐条对照乔治·奥威尔的名文《政治和英语》中开列的“good writing”的标准来完善自己的创作：奥威尔自己就是善写短作品的人，他最长的小说也就十万字出头，既经济又高效地替他奠定了不朽的名声；不要忘记他还是个一等一的政论作家，西方世界对那些文章的评价，还要高于刻意而为的《一九八四》。

大众阅读市场成型之后，作者必须学着“善待”读者，篇幅短小，姿态就更友好，与价格优势相比，节省读者的时间，更能为一本书在浩瀚的同类商品之中中选增加胜算。说白了，“写薄书”是为了帮助读者克服选择困难症：现在还有几个人，能在八百多页一本的狄更斯或巴尔扎克里消耗光阴呢？

诺贝尔奖得主，以色列裔的美国学者达尼埃尔·卡尼曼这几年很红，他的《思考，快与慢》里提到他和同事的一个著名实验，他们发现，愿意在周围的人一年能挣38000美元的情况下挣35000美元的人，要比愿意在周围的人一年挣30000美元的情况下挣33000美元的人少一些。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说明倾向（preference）并不总是奔着利益最大化去的；还有其他因素掺杂于我们的选择里。

我周围的人都比自己挣得少，这就好比我住在一个附近只有游泳池，没有别的健身场馆的地方——在两种情况下，我都感到满足。相反，我挣得很多，但别人比我更多，这就好比我在一个豪华商场里，攥着大把的钱却无所适从，因为我担心任何一个选择都不是最好的。购物天堂许诺的自由带来的快感，被选择困难症所抵消，就好比你登上九五之尊，面对一众后宫佳丽，自己却不幸阳痿了；假如你在一个真正的消费社会里没顶，你对任何东西的兴趣都会在比较和选择中降低。

能克服选择困难症的，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改进选择方法，要么减少选项。在博文里，汪丁丁说他关掉了微信，不仅是为了把大量无用的信息阻隔在外，也是为了减少自己的选择——多一个选择，你就将多投去一份注意力。一个合格的现代妈妈，不仅得会给孩子换尿布，还得具备不必考察过所有的尿布品牌后才能做出选择的能力，她的头脑必须很清醒：穷尽一切选项后的选择未必是最好的，幸福之最大值，处于从无知到“全知”之间的某个点上。

也许，知识是所有的欲望对象之中最为多多益善的，对于一个好学的人来说，放弃任何一门学科知识，大概都有点可惜。汪丁丁引用了一位学友的话：“或许，在未来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会拔掉电脑的网线，回到八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中去。”他说的是“生活方式”，能够屏绝干扰，在极有限的选择之中专注地修身齐家，精读有限的经典，把选项数量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我注意到这里有个限定：“在未来条件允许的时候”——什么时候条件会“允许”？

难以确定，挣多少钱都不够。用汪自己的话回答：“如果物质生活的底线堪忧，焦虑感就将主导一切行为，从而谈不上对未来有所想象。”

八十年代万劫不复，由于知识分得前所未有的细，掉书袋的人也前所未有的多了。他们告诉你，这个领域分为四个子领域，分别是一二三四，第一个子领域的必读书目是五六七，第二个子领域的必读书目是八九十，第三个子领域的必读书目是……什么，你问生活？这要看怎么谈了，哲学家有哲学家的谈法，文学家有文学家的谈法，有生活现象学，生活伦理学，日常生活批评……于是，想起几年前，我访问过一位年过五旬的艺术家，谈起阅读，他沉稳平静地说：“凡有不明白的，你去读《蒙田随笔》就可以了，蒙田已经说尽了。”这样的断语，我真没在其他人、尤其是博学的人那里听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