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说，“爱国者”是一个贬义词

奥威尔说，“爱国者”是一个贬义词

云也退

当年，我们都看过棕皮本《一九八四》，辽宁教育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印行之际，当料不到十数年后，奥威尔版权保护期早过，倾巢四出的该书版本，腰封上能印上如“多一个人读《一九八四》，自由就多一分保障”这般字样。棕皮本低调匿迹于一系列同装潢的书中，和王尔德戏剧、陀翁书信、柏拉图对话并列，似乎谨防被禁书探头扫到，反过来，能排除干扰，一眼相中这四个简单的数字的人，又总以独具慧眼自矜。

我读过《一九八四》后，越来越不喜欢它，我说作为一本政治隐喻小说，它扭曲，刻意，夸大其辞，在它铺陈的一个未来图景中，个体被矮化至极，一个政党控制一切，用暴戾之手捏住所有人的命根——基层法院连偷鸡摸狗之事都处理不过来，一个政党却决意干涉人的床上动作，这样的社会焉能存在？温斯顿真心听从“新话”，热爱“老大哥”，相信二加二等于五，他活在一座阴暗的海市蜃楼里，在我读过的小说人物中，温斯顿最可怜，也最不真实。

但一些“文革”过来之人却不这么认为，我听他们说，《一九八四》的预言太准了，温斯顿的经历就是他们的亲身体验，奥威尔的寓言把他们的痛苦，连同造成这些痛苦的原因，一同放大了，戏剧化了。在面目可憎的众生之中，温斯顿一举发现了朱丽娅，既欣喜于幸运，又恐惧国家机器的惩罚，最终浪漫破灭，还是沦为思想犯一名……所有这些，都曾是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些年轻人，真实体验过的事。

于是我考虑重新审视这本书——还有同样不太喜欢的《动物农庄》，一本戴着喜剧面具的恐怖小说。书中的猪很卑鄙，羊群很愚蠢，被抓去做成狗粮的马很可怜；猪在攫夺了统治权后，声称“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猪面对众多动物面前滔滔不绝，满口谎言，还有那个舌粲莲花的新闻发言人“尖叫”，都让我啼笑皆非。我对不公正的事情似乎过了一个敏感期，倒向了一种“东方主义”口味，只要写的是异域之事，管它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其中的是非荣辱，都与我干系不大。

我必须突破个人经验的束囿，才能与它所描绘的苦难和荒谬发生交感。

于是我求助于传记。奥威尔平生非常反感别人给自己写传记，不过，我还是从他的传记里，我得知他为写作这几本作品付出了多少牺牲。好的小说家都是建设者，只有为了建设而非破坏——尽管也是为了谋生——人才会如此宵衣旰食，不辞劳苦。现在，手上又多了一部《奥威尔日记》，彼得·戴维森编，它帮助我尽量返回到奥威尔的个人经验里，去弥合我与他作品之间的隔膜。

这本书很有意思，大体上半是战时日记，半是家庭日记，家庭日记也集中记田园之事，不涉私生活。二战前的一段时间，奥威尔从炮火连天的西班牙逃归，写下了著名的纪实文学，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他的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年8月，病休后的奥威尔回到赫特福德郡沃林顿自己家，又过了一个月，携妻同赴马拉喀什，在那里住到了次年3月底。

这期间他饲了一只母鸡，它从10月27日起给他下蛋。奥威尔进入“蛋季”，五个月里无心他顾，在日记里记下“1只蛋”、“2只蛋”、“3只蛋”，看得出这只母鸡很勤奋。此外要说“大事”，就是读读报纸，关心下西班牙战况。

但日记所缺的，要去小说里补读。奥威尔在马拉喀什写下了中篇小说《上来透口气》，读后便知他没那么“蛋定”，早就嗅到了空气里的硝烟味。到他返英时，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法西斯统治了西班牙，作家家里的26只母鸡有所警觉，发力为他下蛋，日产两位数。此外，奥威尔每篇日记都提及天气：6月20日“早上天气很好，下午有雷电暴风雨”，22日“整个白天都很冷，风很大”，23日“天很阴沉，下着小雨”，24日“天很阴沉，整个上午都在下阵雨”，28日“天亮多了，偶尔下阵雨”。这显然是躬事稼穑的习惯。

那时的世界尚没有今天那么多爱点评天下的无聊人。卡夫卡在1914年8月2日的那条日记，简直是一桩文坛佳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了。下午游泳。”1939年9月3日，也即二战正式爆发的第三日，奥威尔的日记本刚好用到最后一页，便写道：“今天将结束这卷日记，它将作为一本对通往战争的事件的记录。”而实际上，下一卷依然是“家庭日记”，依然是喂马劈柴、卖鸡、下蛋。

“蛋季”一直持续到1940年4月29日夫妇俩搬家。其时奥威尔已提交申请，想为战事效力。之后的日记一反之前的琐细简练，凡提笔必洋洋洒洒概述一段时间以来的新消息。他的直观印象首先来自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英国士兵，接着，关于法国投降的消息一点点传来，再后来，是伦敦的防空警报，等等。这些当然不够，于是，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读报上，记下从那上面看到的东西。很快我便发现，奥威尔强出普通人的地方，在于他很谨慎地对待各个消息来源：他从不轻信报纸上的东西，他会提到一份报纸的背景和立场，更可一提的是，他从不让自己的经验和期待影响对局势的判断。

战争期间的报纸，报喜不报忧是常事。一战时，为了让士兵们安心打仗，各个信息源要么掐断信息，要么释放出战争将在短时间内结束的信号。到了二战，媒体发达多了，奥威尔的日记揭示了人们的普遍心理。伦敦居民过惯了安宁日子，即使挨了空袭，也相信其他地方受的破坏要比这里大得多；而从欧陆逃来的难民，心里且惧且恨，会传出一些让自己听着舒服的消息，例如苏联将狠狠教训德国人；而隔岸观火者，如珍珠港前的美国人，则宣扬德军的强大，盼着德国替他们收拾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蛋季”并不闲适，“战季”也并不慌张，奥威尔日记的冷峻语调一如往常。他注意消息和消息源，也注意人们对消息的态度。很多日记劈头就是一句“报纸上没有真正的消息”，或“迄今为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云云，说明奥威尔对媒体有多么失望——它们不能高屋建瓴地观察大局，也不能诚实地披露事实——也间接批评了人们的麻木。他对那些凭着偏见和党派立场，而非凭着事实作公正报道的媒体啧有烦言，可也没什么办法，因为媒体同样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撑起来的，而人都有局限，且背负着上头派的任务。

今天的我们，说起“不列颠空袭”是什么感觉？一场无胜无负、谈不上有任何“结果”的冲突而已，跟二战期间的征服、沦陷、保卫、会战、登陆、屠杀相比，伦敦这一劫几乎可以归入“二类事件”。我们不能体察亲历者的恐惧、困惑和精神自慰，就好像我无法体会四十年前的那些历史事件，对亲历者而言曾是何其酷烈的摧残。他们觉得《一九八四》是为他们写的，这越出了我想象力的极限。

告别养鸡牧羊的日子一年多后，奥威尔终于得到一份工作，自1941年8月8日起，他成为BBC海外节目的一名助理播音员，为此，他在伦敦大学接受了为期两周的训练课程。那阵子，一本名为《不列颠之战》的小册子畅销一时，奥威尔在日记里批评它，说其中充满了“英雄主义”、“光辉的胜利”之类的话，谈到德国人时则语气轻蔑。“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对事实作一番冷静准确的描述呢，事实本身已经足以为我们宣传了。”他当然明白，这种书是有目的的，它要配合战时的宣传，而他所接受的训练正是如何报道战争，也即如何修改黑白，玩弄词藻，引导舆论。

戴维森在按语中提到一个事实：《一九八四》里折磨温斯顿的“101房”，其原型并不是某个苏联的劳动营，而正是BBC海外东方部的会议室。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九八四》就不是针对“自由社会之敌”的。奥威尔之所以被誉为“冷峻的良知”，是因为他的公平，他厌恶一切形式的洗脑，不管是在战争的特殊情境下还是在平时，不管洗脑者是来自东欧的独裁者，还是来自自由世界的某个受聘官方的舆论专家。因此，《动物农庄》的出版引来了本土英国大众的不满，而不是激赏和竞相传阅，他们以优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自居，奥威尔却警告他们，这种印象和观念都来自猪们的灌输、操纵，甚至恫吓——别以为它们只在东方嚣张，它们离我们并不遥远。

他的战时日记填满了对舆论操纵的忧虑。像《新闻纪事》、《星期天画报》之类的失败主义媒体，虽然消极乏味，充其量只是“噪音制造者”，持相反态度，即那些鼓噪英国必胜、宣传反德的沙文主义论调的媒体，也被奥威尔厌恶至极：《动物农庄》里的猪有句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细细思之，猪正是利用反对人类专制的机会控制了所有动物的思想，实现了“有些动物”的家族统治的。1942年4月1日，奥威尔给好友康纳利的广播贡献了一段《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引文，警告大众，要提防随战争而来的洗脑：“战争最可怕的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那些叫喊、谎言和仇恨都无一例外地来自那些不在前线战斗的人……所有的战争都是如此；士兵们去战斗，而记者们只管鼓噪，没有哪个货真价实的爱国者真正靠近过前线的战壕……”

在他的词典里，“爱国者”是一个贬义词，哪怕爱的是一个民主国家，只要走向沙文主义的极端，也是民主的敌人。战争为统治者施展这类手段创造了条件，所以，日记里的奥威尔无暇，也无多余的感情去怜恤受苦的民众，只是冷峻地希望战争快点结束，为了让自己从可厌的工作中抽身出来，重返田园。

他的日记重新开始时，家搬到了朱拉岛上，爱妻已逝，日记里不露声色，记录天气，犁地，种菜，侍花弄草，林林总总的园圃之事，最后，他新买的鸡也开始下蛋了。无喜亦无忧。生活曾经如此。生活理当如此。

我们只是看不见他的胸中丘壑罢了。1946年9月26日，奥威尔给汉弗里·斯拉特的信中说，《一九八四》他已写了五十页，这一情况，之前的日记里没有任何反映，那天亦如此：“我清理完了窗台下的园圃，腾出一块地方打算种下第一棵墙式果树”，“我打算记下这半头鹿可以吃几餐”，“多比店没有石灰了。如果我不能从别的地方买到的话，后果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