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听说香港的一个朋友在台湾讲,他对近现代史有几个猜想,比如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到底是谁搞的?应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果历史研究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提出一些猜想,也是一种贡献。

智效民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专家学者谈《民国背影》之七

时间:2009年4月5日。

地点:通州台湖星湖生态园。

智效民:也没有什么准备,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也比较感兴趣,刚刚听几位讲话很受启发。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选择这样的一个制度,而且就是许多国家放弃了,中国还要坚持下去,这是很耐人寻味的的一件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教育界处于主流地位,但是后来被许多知识分子接受的却是另一种东西。上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盛行的时候,很多人是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他们希望通过法西斯改变中国的命运,现在听起来很荒谬。听我父亲说他的一个老朋友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我当时很不理解。现在看来,几十年以后当后辈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也许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会说,在世界各国都选择自由民主时,我们的上一代为什么做出相反的选择,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呢?

我研究胡适的时候,发现30年代有一次争论,和蒋廷黻等人的争论。蒋廷黻主张集权,是希望迅速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40年代后期,胡适和周鲠生也有一争论,周鲠生认为苏联那个制度挺好。蒋廷黻和周鲠生都是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坚持这种观点,其他人就不要说了。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今天中午王东成说:他们学校一些学生对历史很烦,不愿意听那些“破事”。这些孩子希望多学技术,这个现象好像比较普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以为与教育有关。如果每天就是给孩子们灌输一些假的东西,不让他独立思考,他就会真假难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斯大林死掉以后,马上就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如今毳死了这么多年,还不能有个正确评价,这是很可悲的。

我在研究刘少奇与晋绥土改时,无法解释当年发生的那些事。后来我只能以斯德哥尔摩现象来解释中国大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我以为大家好像都被绑架了,绑架以后还会替绑架者说话。

听说香港的一个朋友在台湾讲,他对近现代史有几个猜想,比如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到底是谁搞的?应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果历史研究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提出一些猜想,也是一种贡献。谢谢大家!

韩三洲:近几年看了一些书本,我们以前说过的话,就是每个人每一件事情从个人观点出发,前年看了唐德刚的书,启发比较大,民国史有很多不能说的话,现在都不让谈,中国的这种事实真相需要很多学者更进一步地研究探讨。

高俞:大家能够参加耀杰作品的研讨会,说明大家都想做一些实事。因为从建政以来,这么多年,就是在伪造历史。进入新世纪,宣传功能的遭遇十分尴尬,要人相信的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了,就是在党内也不相信了。想搞愚民政策,玩不转了,结果只能搞封杀。我的一个搞出版的朋友,快四十了说一本好书没出过,实不甘心。有什么办法?当政者就是要制造全民记忆真空。让年轻一代忘却,以此来维持统治合法性。今年是建政60周年,60年来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言论禁区。

茅于轼先生刚才谈到,要把马克思的剥削学说驳倒,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从读小学到大学毕业,学的都是应该被驳倒的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国外有人讲,北大、清华如果不把共同政治课取消了,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那我们这个国家呢,改革已经30年,非常有钱了,外汇存了那么多,今年的G20,胡氏涛在会前高调向美元挑战。国际舆论也有G20实际是G2一说。结果G20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呢?FT评论G2变成G1.5了,就是中国从1变成0.5了,丢了50%的分。

世界金融危机也提出一个新课题,就是中国能不能领导世界?这也是我们这些做实事的、现在国内非常少的一部分人面临的课题。国内体制的大环境不允许讲真话,根本不允许研究新课题。很多人在做具体的事,有的搞环保、有的搞慈善,有的搞维权,而我们这些搞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搞新闻的人,一是拿出真相,二是拿出新的结论。

耀杰这种学者是身兼几任,他很早就帮助农民争取话语权,帮着农民维权。这几年他在受到打压境况下继续搞专业,出了这么多书,我觉得他就是在做多种实事。每个人的书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也许在观点上以后站不住脚。比如马寅初,我觉得他谈得非常好,对我就有启发,因为搞计划生育几十年,就认为马寅初是个反毳的英雄。但是现在看,计划生育搞了30年,中国人口的素质和未来是什么样?到底是发展人口是错的?还是搞计划生育是错的?有待我们拿出真相、给出结论。看来计划生育非得否掉不行了,已经产生了这么多违反人性、违反伦理、违反社会发展的严重后果,谁是谁非还有待研究。

张鸣:计划经济条件下,必须搞计划生育,但是如果不搞计划经济,生育就不会那么无节制,为什么?计划经济下普遍地没有饭吃,分配靠什么?靠人口多少分,只要家里小孩多,就能吃饱饭,所以要拼命生,人口多是计划经济恶果。

张耀杰: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这两个之间不是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是败坏人性的方式和程度大同小异的问题。

高俞:您这方面有研究,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毳时代人口一下增加到6个亿多,不仅在中国是正常的,也是战后国家人口发展的普遍规律,都在急速增加人口。但是当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生育率又会自然降下来。计划生育造成中国未来男女不平衡,还缺乏劳动力,这种结果很快就到来了。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问题,我认为不光是毳的问题,30年来毳的主义在经济上彻底被打败了,但是毳的主义在政治上还能站住脚,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政治上有继承人。继承人不是别人,正是在经济上否定了他又在政治上继承他的邓。

四项的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东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毳的这一半就这样延续下来、发展下来了。到胡氏时代中国变得似乎很富,但富是怎么来的?是农民工一分一分钱挣来的外汇,打工的农民没有富,下岗的工人没有富,富的都是权贵和企业家。现在是要把中国模式推到世界,就是政治上推广极权。

现在仍旧在吹嘘“举国体制”能办大事,好像他办的都是大好事,实际上每件事都是很坏的,刚才与许医农老师谈,她说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刚才铁流先生说的那个例子,都是国家做坏事,个体被迫反抗。

最坏的事莫过于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整个体制就是把人培养成奴隶,尤其要把精英培养成头小屁股大的利己主义奴才,要讲学问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但是讲一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之类的培训课,可以在外边赚到几万元。

现在绝不是“搞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时候了,体制允许精英利益上多占,所以屁股很大,只要听话,就可以买得起房子、汽车,职称、官位,什么都可以得到。否则,就要被这个体制排斥在外。

像我们这些要拿出真相和结论的人,我们若不把困难估计得非常充足,我们的工作就做不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出一本书,就是夺取了一块阵地,一块讲真话、讲真相的言论阵地。耀杰近年硕果累累,我觉得非常好。

许医农:我是一个老编辑,编辑的职业用我的话来说是在别人地里种自己的庄稼,我是来吸收营养的,谢谢张耀杰通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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