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国看中国

王思睿回到民国看中国

专家学者谈《民国背影》之十。

时间：2009年4月5日。

地点：通州台湖星湖生态园。

王思睿：我先说说断代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代都有英雄，从我接触到的来看，我觉得不存在断代的问题。比如说“60后”，在座的好几位都是杰出的“60后”：胡星斗在实事方面做得多，我常常接到他寄来的改革建议书。张耀杰一方面做维权的活动，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也经常给我们带来惊喜。做实际工作和做研究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个人做每个人的事，集腋成裘。

我觉得现在的理论重点要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分析经济形势的比较多，搞社会政治结构的比较少。我们现在仍束缚于八十年代的改革话语。92年之后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学界对此是失语的。不知道在92年以后对社会应该怎么定性，到底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左的代表是什么？右的代表的什么？这些问题从中哄的两个历史决议中，是找不到答案的。

近20年来，我认为变化非常大，一些阶级死亡了，一些阶级新生了。几千年的“乡村中国”结束了，“城市中国”诞生了。我最近见到奈斯比特，我和他谈了当代中国的十个大趋势。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也好，搞媒体的人也好，能不能写出《光荣与梦想》这样的书，把我们的大变化与大改革描述出来？马立诚他们在做一些记录。我希望“60后”、“70后”的朋友，能够做得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好，写出更有新意的东西。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往回看历史。我认为“60后”张耀杰、“70后”陈永苗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是有一些创见的，他们强调要回到民国看中国。我之前写过《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说到五四运动是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五四时期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五四运动是对外的国民运动，对内还有三个运动：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新政治运动。我正在写《五四时期的四种运动》。

五四民族主义运动，后来是变了调的。真正继承五四精神的是《醒狮》派等国家主义者，它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国民党、GCD后来都转到第三国际的反帝运动，那是“赤色帝国主义”利用你反对西方，而为它自己牟利。我们现在还在反对帝国主义。何方说他卷入了党内没有公开的一场路线斗争。陈云在89前后说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这是他和邓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一次交锋。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和现在的《中国不高兴》，继承的都是陈云思想，还是帝国主义时代，还是战争与革命时代。邓思想也不是那么高明，但至少比陈云思想要高明一点。

实际上，中国跟着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战略走是上了大当。因为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确定了欧美列强对华政策的基调：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支持不援助中国内战的特定一方。在20年代初期的时候，日本实行的是“西原外交”，其主要内容是：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经济外交，不干涉中国内政。远东格局的暂时均衡与日本政府的暂时收手，给苏俄方面以军事援助为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参与中国内战，扩大自身在华的势力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1925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索，明明是日资纱厂的罢工和日本大班枪杀工人顾正红，却在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战略（实为苏联外交战略）的指导下，演变成一场以“反英”为主的“反帝”运动。等到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实行对华强硬政策，于1928年接连制造“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中国执政当局急忙改弦易辙，从“反英”转向寻求英美的外交支持，已经悔之晚矣。

新文化运动或者胡适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也是有重大缺陷的。我给耀杰写过一个序。我在70年代读胡适的书，感到很受启发；又过了20多年，就已经不满足于胡适的思想了。我觉得，胡适把自由主义归结为合理的个人主义，是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偏见。西方的思想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个自治在里面。自治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基督教会开创的，与政府分庭抗礼。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批基督教会对个性的压制，但是没有批基督教所开创的自治传统。在11、12世纪的法律革命以后，不光有自治的教会，还有自治的大学、行会、城市。这些自治的东西才是自由主义的根基。单纯的个人是没有力量跟社会保守力量抗衡的。鲁迅在《伤逝》、《娜拉走后怎样》中都讲了，仅仅有个人主义是不行的。很多新青年离开传统的大家庭了以后，又进了“革命队伍”、“单位”的大共同体。这就说明，如果没有从传统继承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自治社团，仅仅弘扬个人主义，不是自由主义的全部精义。

五四时期还有一种新社会运动。毛氏在五四运动后想干什么？他向往新村运动。后来他又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注重社会运动这个传统是无政府主义带给中国的。但是无政府主义有一个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层面的改造是最重要的，国家这个东西要不要无所谓。但是，国家会反过来会压制和吞噬社会。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以后，工会农会都被改造了，成了国家的御用工具。1949以后就更不用说了，李立三等几任工会领导人都被扣上了“工团主义”的帽子，被批判和撤职。

梁启超在五四时期鼓吹的新政治运动，有一好一坏。一好就是他意识到过去的运动都是绅权运动，到了1920年前后他认为推动中国民主需要的是国民运动。过去靠军阀，靠会党，这个争取来的，都不巩固，只有靠国民的觉醒，国民的参与才能够有新政治。一坏就是他否定了代议制民主，说那是旧政治。他说新政治是要依靠群众运动、直接民主，否定了他自己在过去十多年里那套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实践。

现在的大趋势是回归类似五四时期那样的一个历史阶段。有些人搞文化运动，有些人搞社会运动，有些人搞政治运动，也有人对民族主义运动感兴趣。我想健康的正常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如果引导到希特勒主义这样的道路上，那才是反动的。

历史研究不是没有用的，历史研究可能使我们更好的认识现在的时代和指导我们的行为。耀杰这些研究民国人物的书，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他既是历史研究学者，也是在实践运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人。我要向他们学习，同时希望他们做得更多更好。

欧阳劲：关于陆加肆的一些问题，从学术上做一些研究和评价，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今天主要探讨耀杰的书的问题，大家没有从这方面探讨，陆加肆20周年的时候，我们去评价讨论、研究是应该有意义的，一个事件发生不能没有话语，香港大学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在调查陆加肆是支持还是反对的是怎么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发生20年了，如果我们非常麻木地面对，不太好。作为学者至少我们应该去评价他，说说他，去发掘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个话语权是有的，官方媒体发不发表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去评价，我们作为媒体来说可以去报道一下。

包括反佑，这么残酷的52年过去了，在座的茅老师、杜老师、铁老师他们都是受害人，我们怎么去评价这段历史，我总感觉想说话不敢说，这可能是毳时代遗留下来对威权主义的恐惧，但如果表达都不能充分自由，那还有什么自由可言？深刻地去剖析这个社会，过去现在未来怎么连接？为什么不可以话语表达…………

[王思睿本名陈子明。由于时间关系，座谈会到此结束。部分文字记录有删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