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术也有被低估之处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民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口号

(1948年9月“中研院”第一次院士会议,照片来自网络) 

近日读到文汇报发表的葛剑雄先生《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若正儿八经参与这话题,门槛其实挺高,至少要对民国时期和当下的学术状况有一定了解。只不过,我感慨的地方不全在具体的学科发展方面,所以不揣浅陋,也想插嘴几句。 

以前拜读过不少葛剑雄先生的文章,他发在报纸杂志上的非学术文章,仍有很强的学术思维,很难找出什么逻辑漏洞。但可能是篇幅有限,他在文章中下的“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这一论断,显然缺乏具体数据和例证支撑。关键就在,这个“总体学术水平”具有该怎么衡量,很难量化和对比。何况,他的这个论断似乎涵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体系,这更是一锅乱炖,扯也扯不清。他这么说,大概是为了表达一个学术进化论式的观点,即今天的学术总是比过去进步了。不言而喻,学术总是在不断累积和进步的,若这么来讲,下这一论断的意义不是很大。

不过我同意他文章中的基本判断,即民国时期学术往往被高估了。今天的学术发展水平是否比民国时期有所进步,与民国时期的学术是否被高估,这是两个问题。在后面这个问题上,文章提出的论据较为充分,也站得住脚。如他指出“民国热”是造成公众把民国时期当作一个“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又指出:“历次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更加剧了这样的高估和偏见。”这些说法我都赞成,但认为尚不止于此。

这里谈的学术这个概念,主要指以西方学术规范为遵循的学科体系。例如考古学,以前把玩古文物那种就算不上,而是要以科学的挖掘、专业的研究为出发点的学术研究,才算登堂入室。正因如此,从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归国、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李济,会被视作中国考古学之父。民国时期学术之所以被高估,部分原因也在于,那是一个现代学术的奠基时代,而民国时期一批学人又应时而生,做了很多“开立门户”式的学术研究。彼时,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园地就是一块处女地,任由术业有专攻的学人耕耘。现在许多学科追溯源头起来,民国时期一批学人也便成为难以绕开的存在。这就很容易给后人一种误判。 

但民国时期学术并不全被高估,也有被低估之处。盖因学术的生产,不仅要有专业研究,而且依赖于一套学术科研运作体制。民国时期学术看上去群星璀璨、光芒四射,除了民国时期这批学人大多是留洋归来、拥有博士学位,学术上可与西方直接对话等原因外,还在于民国时期的大学科研体制、学术氛围大体上是宽松自由的。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民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口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国时期学人的共同价值观。由于处于草创时期,彼时国内尚未发展出一套精致化的学术管理制度,包括当时的学术官僚也多数由学者担任(如教育部长、中研院院长),所以基本遵循的是学术自身的规律。

综而言之,民国时期的具体学术成就(如某人、某部著作)或被高估,但彼时的学术环境与学术精神,却值得传承与延续。在这方面,一直以来要么重视不够,要么就是刻意漠视。但可以说,今天国内学术要获得长足进步,实现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学术复兴,还有不少可向前人借鉴学习的地方。这大概也是出现“民国热”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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