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瑕疵与硬伤

《黄金时代》的瑕疵与硬伤

张耀杰，文载《凤凰周刊》

民国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女子教育和女权觉醒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由于各种原因，在那个时代里为求学求爱而一次又一次地落入生死绝境的文学青年萧红，给后人留下了太多难解谜团，这些谜团吸引并且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热心读者走近萧红、研究萧红、争论萧红。由许鞍华执导、李樯编剧、汤唯主演的人物传记影片《黄金时代》的反复炒作，再度激活了人们对于萧红以及她所生存的黄金时代的热切关注。我个人认为，电影《黄金时代》未播先热，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主创人员为这部电影起了一个很好听也很贴切的响亮片名。

2014年9月17日下午，我正是冲着这个片名，花费三个小时观看了人物传记片《黄金时代》的点映专场。三个小时下来，总体感觉比较厚重，称得上是一部上乘佳作，假如主创人员能够狠下心来，把片长控制在120－150分钟左右，观赏效果应该会更加充实和饱满。

站在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加以审视，影片中难免会有几处瑕疵，譬如一开始让扮演萧红的汤唯站出来自报家门，感觉上比较生硬。中间让聂绀弩站在西安大街上讲述萧红后来在香港如何死去的故事，明显违背生活常识。在纪实的基调中把邀请落魄流浪的萧红喝咖啡的堂弟，张冠李戴地嫁接到亲弟弟张秀珂身上，违背了历史事实。骆宾基的《萧红传》里，在宜昌码头扶起重孕待产的萧红的，是一名船工，而不是影片中拄着双拐的伤残军人……然而，比起这样的几处瑕疵，《黄金时代》的最大硬伤，其一是没有充分展现萧军对于萧红及其“黄金时代”的绝情败坏。其二是没有真正读懂读透萧红关于“黄金时代”的切实感悟。

1932年7月12日黄昏时分，萧军走进萧红租住在哈尔滨道外区东兴顺旅馆的阴暗房间，这是两个人的初次会面。第二天即7月13日晚上，极度性饥渴的萧军便迫不及待地与怀有身孕的萧红发生了性爱关系。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萧军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选择性地回忆说，他第一次与萧红会面时，触动他的心弦的不是萧红充满诱惑的肉体，而是萧红的短诗，还有几幅美术图案和魏碑体的美术字：“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而在事实上，萧军当年在短篇小说《烛心》以及小说套小说的《狂恋》中，用大量篇幅渲染的是他对于重孕在身并且营养不良的萧红的本能性欲。才子佳人式的性爱冲动与充当恩人救星的侠义精神合在一起，构成了萧军救助萧红的主要动力。电影《黄金时代》建立在萧军选择性回忆前提上的相关故事情节，显然是单边片面、有所失真的。

1936年7月，已经在鲁迅、胡风等人帮助下在上海站稳脚跟、打开局面的萧军和萧红，又一次陷入情感危机。萧红为此东渡日本，萧军躲到青岛创作短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我”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流浪哈尔滨期间偶然拯救了一个有才华的落难女子芹。在芹住院生产期间，昔日的战友A和B前来告别，说是要前往磐石抗日打游击。摆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两难抉择：为一个人留下，还是为民族危亡而离开。

小说发表后，萧军将杂志邮到日本。萧红阅读后回信说：“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因为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我想我们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了那样的根源——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信里谈到自己对于黄金时代的人生感悟：“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接着这段话，萧红专门解释说：“上面又写了一些怕又引起你误解的一些话，因为一向你看得我很弱。”

萧红之所以怕引起萧军“误解”，是因为这段话恰好涉及到两个人之间最为根本的价值分歧：“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

萧红是1936年7月21日抵达日本东京的，在留学日本的黄源夫人、笔名雨田的翻译家许粤华的帮助下，她开始了预期一年的心灵疗伤。萧红到日本一个月后，许粤华因黄源父亲病重，经济上难以支持而返回国内。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在为共同的导师鲁迅操办丧事期间，萧军竟然与黄源的夫人许粤华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婚外情恋，并且导致许粤华怀孕引产。

远在日本的萧红，是1937年1月3日得到消息的。在随后的几天里，她忍痛写下由37首短诗组成的《沙粒》组诗，并且于1月9日断然回国。1937年4月23日晚上，萧红离开上海前往北平，开始新一轮的心灵疗伤。

5月6日，萧军在写给萧红的长篇书信中教训说：“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与，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纪录下来。这是有用的。”

这种以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布置作业的怪异逻辑，暴露出的正是萧军在萧红面前一直以男权家长、精神导师、伟人救星自居的自恋和狂妄。针对萧军来信中布置作业式的命令口吻，萧红在回信中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的长篇并没有计画，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

面对萧红的彻底鄙视，萧军在5月13日的日记中气急败坏地表示说：“昨晚吟有信来，语多哀怨，我即刻去信，要她回来。”

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战争，为萧军的绝情背叛提供了最为伟大也最为神圣的强硬理由。1938年4月，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她的肚子里偏偏怀着萧军的孩子。同年5月，萧红与小自己一岁的端木蕻良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婚礼。1938年底，萧红在江津的一家医院里生育了一名男婴，孩子在几天后神秘死亡。一直有人怀疑，是萧红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孩子。

一次次饥寒交迫的生死绝境以及接连两次阴差阳错的怀孕生产，导致了萧红的身心败坏、病痛缠身。1940年1月底，萧红和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在将近两年相对安静的家庭生活中，萧红忍着病痛创作了一系列经典之作，包括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篇小说《马伯乐》、短篇小说《小城三月》。

在194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城三月》中，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萧红，最为理性地表现了她的黄金时代。她在小说中娓娓叙述了呼兰小城的风土人情，并且第一次在作品中正面描写了父亲、继母、叔叔、伯父、姨母还有堂兄妹之间曾经有过的温馨和煦、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此前那个严厉、固执、势不两立的父亲和那个刻薄、冷漠、伪善的继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父亲支持继母在小城里第一个穿高跟鞋的开明和温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翠姨的原型，是继母梁亚兰的继母带来的女儿，梁氏叫她“开子姐”，萧红叫“开姨”。翠姨与堂哥那场朦胧而含蓄的青春恋爱虽然以悲剧告终，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感伤之情，却是温暖而平和的。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时，萧红在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的陪护之下，逝世于法国医院设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里，她所感悟的“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的“黄金时代”，刚刚开始就走到了尽头。

就在同一天，远在延安的萧军在日记中介绍说，有一个朋友向他感叹：“我们东方如果有最大天才的话，那就是你啊！你完全是对的！”萧军以天才伟人的口吻表示说：“我愿意坦然地承受这寓言。”

以天才伟人自居的萧军，当时正忙着因感情出轨而和新一任妻子王德芬纠缠吵闹……

在持续六年的共同生活中，萧军从来没有把萧红当作拥有独立自主的个人思想、个人情感、个人尊严、个人价值的正常女性加以对待。萧军给予萧红的不仅仅是拯救，更多的是毁灭性的背叛与灾难。萧红在获得来自萧军有限救助的同时，所承担的是与动物本能的性爱与生殖直接关联的生死恐惧，以及萧军一次次的移情别恋。

回顾历史，萧红的悲剧首先是她自己连同她所盲目恋爱的几个男人造成的，其次才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萧红与她所恋爱的萧军等人，连最低限度的自食其力、自我健全都做不到，却偏偏热衷于从事阿Q式的拯救大多数人的伟大事业；像这样自欺欺人、空洞虚伪的伟大事业，其实是一种误入歧途的盲目冲动。

民国时期确实是中国文化人的黄金时代，但是，生存在那个时代的萧红、萧军、胡风、梅志、黄源、许粤华、端木蕻良、骆宾基，以及他们共同的精神导师鲁迅，并没有充分理解和足够珍惜他们所生存的黄金时代。他们自以绝对正确的阶级斗争、派系斗争尤其是派系内部甚至于家庭内部的残酷斗争，在害人害己的同时，也败坏了整个黄金时代……

所有这一切，显然是高调炒作其电影作品《黄金时代》的许鞍华和李樯们，所没有读懂和读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