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啦！

西闪/文

很偶然地接触到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的作品。当我一口气读完《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一部别样的绘画描述集》，我因为没有错过他而感到庆幸。

我是一个绘画爱好者，偶尔也涂抹几笔。有一次在何多苓的画室里看见几幅素描，我觉得它们的冲击力不亚于画家的油画作品。但我也知道，这些素描不大可能有展出的机会，因为它们没什么“观念”。

据说当代艺术的基本特征就是“观念”，什么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什么影像、多媒体等等，玩的就是“观念”。近些年传统的架上艺术，特别是油画行情看涨，可如果你去画廊看看，满墙挂着的除了观念几乎不剩什么东西。在绘画这个圈子里，没有符号，没有观念，画家就觉得自己像在大街上裸奔。而一旦有了观念，画家就可以自由奔放地裸奔了。因为他可以像阿基米德那样大声喊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张晓刚差不多就这样裸奔了十年，大概还将继续如此裸奔下去。

简单责备画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些粗陋造作的符号与观念颇有市场。画家与观众之间，形成了类似于劣质奶粉供应商和大头娃娃的关系。更可怕的是，他们相互依存，营造着当代绘画的盛世景象。

达尼埃尔·阿拉斯在《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中提醒观众，有些明显的艺术常识被我们忽略了：绘画首先是一门“看”的艺术，就像音乐根本上是一门“听”的艺术那样。的确，不管郎朗在钢琴前如何紧锁眉头摇摆身体，并不能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肖邦。同样，如果观众不去直面画作，不重视“看”，那么关于绘画的所有讨论都是无意义的。遗憾的是，当代画家并不鼓励观众 “看”，只鼓励人们竞拍。评论家和艺术史家也不强调“看”，他们往往用一套套高深莫测的理论将画作包裹起来，似乎画布上一无所有，画家们都是聋哑白痴，而他们则是画家的法定监护人。阿拉斯在给一个意大利艺术史专家的长信中就表达了同样的困惑：“我始终不解，为何有时你看绘画的方式，偏偏是不去看画家和作品要给你看的东西？”

阿拉斯在这封致丘俪娅的信中探讨的是丁托列托的《被伏尔甘撞见的维纳斯与战神》。故事是这样的：爱神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偷情，而维纳斯的丈夫火神伏尔甘得到太阳神阿波罗的警示前来抓奸。丘俪娅，这位意大利艺术史家引用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来证明，画家是想通过这一神话题材警告刚步入婚姻的女人，甚至教育自己年轻的妻子。阿拉斯被这顶道德批判的帽子搞得啼笑皆非：画面中的伏尔甘的确发现了赤裸在床的维纳斯，奸夫马尔斯躲在桌子下面准备溜走。但画中一面类似镜子的盾牌映射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伏尔甘没有抓住奸夫，相反，他也被维纳斯魅惑了。

当阿拉斯用轻松明快的文字将画作中的细节一一揭示出来，专家们高妙的阐释显得何等可笑，似乎他们和可怜的普通观众一样，从来没有真正在画家的作品前伫立过。

在弗朗切斯科·德·科萨的《天神报喜》中，一只硕大的蜗牛从天使身边爬向圣母玛利亚。这只蜗牛突兀于画面的最前景，几乎可以说在观众的鼻子下爬行，但很少有人真正“看”到它。仍然是“观念”导致了人们对画作视而不见：古人认为蜗牛是靠雨露滋养的，所谓“天降甘霖”，玛利亚受孕于天，有如蜗牛承接天露。那么很显然，蜗牛就是玛利亚的象征。如此，万事大吉，那只粘粘乎乎的腹足纲动物在起到隐喻的作用后就蒸发掉了，整个画面纯洁无瑕了。事实上，阿拉斯就从这只巨大的乃至比例严重失调的蜗牛谈起，谈到了透视，谈到了另外几幅《天神报喜》的异同，谈到了画家处理宗教题材的方式——当不可衡量之物进入尺度之中，不可描摹之物进入具象之中，科萨的才智令人叹服。蜗牛哪里是圣母的化身？蜗牛是观众，视力蜕化，只能依靠触角来辨识事物。

我为阿拉斯的观察力所折服，同时也被他挥洒自如的文字以及变化多端的体裁吸引。在《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中，有书信，有福尔摩斯式的追索，有画家的心理分析，甚至还有话剧。在《箱中的女人》一章里，阿拉斯对提香的《乌比诺的维纳斯》的分析就像是话剧。他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对话的艺术史专家，一个固执地把提香的画作看成一个裸体招贴女郎，而另一个企图矫正对方的观点，却在自己的推理中越走越远自得其乐。

在书中，有一点是阿拉斯反复强调的，那就是“看”。看清楚作品的细节，看明白画家的本意，看懂作品的创作环境和历史背景。阿拉斯之所以强调“看”，正是因为人们已经不“看”。其实，中国当代绘画的问题就在这里。画家提供给观众的是越来越露骨的观念，却不提供可资观看的细节。批评家脱离作品高谈理论，过度阐释的背后汹涌的却是市场规律。诚实的观众已经逃跑，剩下的那些跟蜗牛没有区别，视力蜕化，反应迟钝。

连推出阿拉斯著作的出版社好像也对“看”失去了信心。他们把书做得相当粗陋，里面的彩色插图印刷得模糊不清，内页的插图更是污浊不堪。这倒是很呼应书名：我们什么也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