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公务员工资好高哪

鲁迅的公务员工资好高哪

1912年2月，鲁迅到南京上任。众所周知，以孙文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并不被列强看好，四处转圈儿也借不到钱，所以部里仅供给鲁迅他们膳宿，每人月支30元由财政部临时发行的“军用券”以作零用。

期间，鲁迅差点被山西老俵、教育次长景耀月除名。一般的说法是，鲁迅强项硬气，得罪了次长景耀月，所以乘教育总长蔡元培北上迎袁之机把鲁迅名字划掉了，幸亏蔡总长回来又给补上了。许寿裳也说景耀月“只知扩充自己势力，引用私人”云云。 可是，蔡元培、鲁迅、许寿裳，这仨人名字往那一排，谁都能看出，他们都是同乡——浙江绍兴人，还都是同党——光复会的……所以，做人不能这么倒打耙子嘛。

5月，教育部随政府迁往北京，这是袁世凯的天下，工资马上见涨。由于教育部尚未有正式任命，鲁迅5月至7月每月临时津贴60元。8月，由于蔡元培的提携，正式任命下达，鲁迅先是被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钦定”为佥事，后是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吴海勇分析，这两个官衔不是一回事，前者约相当于现在公务员制度中的职级，后者是职务；两者虽然都算是正处，但前者乃“钦定”，撤换权限不在教育部，级别要比后者略高。 8月至10月领取的都是半薪125元，11月领取足额月俸220元，1913年2月增为240元，1914年7月增为280元，1916年3月达到300元。后袁世凯世代，也就是1917年才不时的有所谓的欠薪与半薪 ——要知道，1919年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月薪才8元， 所以鲁迅成了民国先富起来的人，是可以肯定的。比起那个落魄到掉河里淹死的“可恶的”范爱农同学，鲁迅运气够好了——鲁迅赴京不久就听说了范爱农的噩耗，他说范的水性极好，可能是自己不想活了。又听人说，他走后范爱农还经常给人嘀咕：说不定哪天鲁迅就来信叫我去呢。可是他先去彼岸世界了。

富了且不说，鲁迅还当上他当初最讨厌的官员了，成了自己在东京时就咒骂的“升官发财”之类，而且这工作一方面可说无聊至极，另一方面却是舒服至极，每天除签到外基本上无公可办。用鲁迅日记里的话来讲，是“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按同事冀贡泉回忆：“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我们两个并不是闲的，没公事办，有私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 按周作人说，鲁迅一般是早上10时前起床，洗脸喝茶之后再往部里去（鲁迅坐人力车上下班，他当时所住的绍兴会馆离教育部三里地左右），他在那里办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只有一次是见到中华书局送来一本《欧美小说丛刊》，鲁迅大为高兴，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用部里的名义发了出去。周作人说：“据我所知道，似乎此外还没有第二件。他曾参与整理那内阁大库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的事，却不记得他讲过其中的什么故事。” 但这已是1918年的事了。而且鲁迅虽没给兄弟们讲过，事后却给读者讲过，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有意思的是，就是鲁迅自己，也从里面拿东西，只不过自己不说，别人说出了而已——他从里面拿出了教育部同事钱稻荪祖父的殿试卷，送给了钱稻荪。 至于拿了其它没有，就不得而知了。总之都是不拿白不拿，都是玩完。这个现象，倒是可从中国近代一直延伸到中国当代，二杆子闹革命，向来如此；二杆子执政，也是如此。最后周作人还记起一个，就是部中常收到乡间呈文，要求旌表母亲节孝的，但旌表却给写成了旅表云云。这是鲁迅做公务员的大致情形吧。这么没意思的工作，他能一做十四年，也挺不容易的。

可以说，从1912年到1926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一直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态中，袁世凯称帝的本意可能是瞄准了德皇式的威权政治，因为他和大公子克定都特别羡慕富国强兵的君主制德国，但是盘子没扎稳，跌到地上更碎了。之后中国就乱套了，张勋复辟、北京政府参战、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共建立、国民党建立广州政府、国共合作、北伐……这期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与次长走马灯的换人，更换过38次教育总长、24次教育次长，其中范源濂做总长最短的一期只有9天，易培基14天，马君武20天。 鲁迅说他们不是来办教育的，都是来做官的——教育总长官俸很高的，月薪1000元，而北大校长是600元。 鲁迅自己呢，虽然部里曾经三次大裁员，每次都闹得人心慌慌，但鲁迅坐得很稳，十几年没动窝，直到与许广平携手南下好几个月之后，教育部才宣布辞了他的职。有心人发现，鲁迅一直称袁世凯为“袁总统”、“总统”，1916年袁世凯死后，开始称他为“袁项城”，1925年才直接称“袁世凯”。

这其间也有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1916年秋天，蔡元培做了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已经很出名了，与国会同名。民国的国会议员吃花酒、捧戏子、哄抬妓女价格，早已是北京一景。北大师生也没闲着，同样听戏、捧角、逛胡同，与参、众两院齐名，所以民间有所谓“两院一堂”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