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儒学”学哪家？

文/廖保平

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市日前推出“百姓儒学”工程，每个村庄都将配备一名儒学讲师，目前正通过公开招募、乡镇遴选等多种方式选拔儒学讲师，并先期在部分村庄开展了授课；所出台《关于深入推进“百姓儒学”活动的实施意见》还规定，将实现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学新剧，一家一箴儒学家训，以让儒学真正走进乡村，力争再现“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盛景。

“百姓儒学”工程本意是好的，需要搞明白一点，“村村讲儒学”的儒学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学，或者说是尊孔是回到孔子的原本立场，按孔子的本义修身齐家、治国理政。

为什么强调要回到孔子原本的儒学？因为现在所谓“儒学”简直是个大杂烩，把所有统治阶层需要的东西揉搓在一起，炖成一大锅，说是孔家店的，很多东西与孔子的思想原则是对立背离的，如果孔子活着，也会反感把自己反对的思想强加给自己。因此，很有必要对儒学做一个正本清源。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的术士。《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法言·君子》云：通天地之人曰儒。大约殷代有了专门帮人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就是所谓跳大神的巫师之类，沟通人鬼，接通天地，是早期的儒或术士，原是旁门左道，本身就非常的繁杂，孔孟儒学，是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讲诗书礼乐的那一派。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一帮复古分子。孔子所讲的礼乐是周公所制作的礼乐，周公制作礼乐的目的，是确立“亲亲尊尊”，各安其位的封建伦理式政治架构。孔子学的就是这套周礼，章学诚先生曾言：“人如孔子，不过学《周礼》一言，足以尽其生平。”孔子推崇、维护“周礼”，把文武周公视为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主要奠基者，定位为“先王之道”、“圣王之教”，他所要倡导的就是这一套理论。

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批评当时诸侯不遵守礼仪，骂称霸的诸侯无道；孔子提倡人道主义、独立人格，将个人价值看得高于国家价值，认为要“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孔子主张要仁政，不要暴政，强调民为邦本，提倡重民、爱民，提出“薄税敛”、“使民以时”，以及“省刑罚”等主张；孔子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臣对君的“忠”是有条件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道在则事君，道不在则不事君，“道”是君臣关系存在的前提，丧失了这个前提，臣可以终止君臣关系。也就是说，孔子认为“道统”高于“政统”，制约“政统”，“道统”就有点像世人认可、具有普遍价值的“宪法”，这些思想都颇有现代自由平等民主色彩。

只是，孔子这套思想理论，在战国时代基本上不利于诸侯国富兵强，不可能会引起诸侯的兴趣。儒家所讲的那一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和平民主”之路，在国君看来简直幼稚可笑。国君需要的是能够富国强兵的实用理论，不是虚饰之学；要的是集权之学，而不是分权之学；要的是绝对的控制民众之学，而不是民众自主之学……。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学说，一般的君主都认为是迂阔之论。

相反，主张君主集权专制的法家却在那个战乱的时代得到了各国诸侯的青睐，纷纷采用。根本的原因是孔子那一套学说需要长期的教化，形成意识形态，才能达到高效，而法家可以依据严刑峻法，利益刺激，在短期内奏效，人们出于恐惧和贪欲，严格执行国家政令，可以确保资源被集中到国君手里用于战争。

特殊的时代决定了提倡专制集权的法家得势，而反对专制集权的孔子仓皇如“丧家之犬”。法家得势并被秦朝及后世继承，故“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这使得法家的专制思想和政治结构深入中国人的骨肉灵魂。

然而，秦王朝成也法家，败也在法家。吴思先生说，“秦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换言之，秦亡的根本不在专制，而在于专制过于粗暴，且长期粗暴。这就好比一个重症病人，要想暂时挽救其的生命，可以用猛药；然而长期用猛药，就不但不能治病，反而终将害命，秦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就在于此。

秦的灭亡让法家弊病以残酷的事实暴露出来，引起了“以史为鉴”的西汉初年帝王的警觉，开始对法家思想进行反思和校正。毕竟，和平时代不同于战争年代，将法家的战时政策完全用于和平时代，会有诸多不宜。正如汉初士大夫陆贾所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其次，帝王对依据法家思想建立的官僚政治的运行规律也有一个不断摸索认识的过程，这就给了法家以外的学说，比如黄老之学，儒家等崭露头脚的机会。最后，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本质上是行法家，又对孔孟儒家进行了取舍，取其可资利用于专制统治的东西，舍其不利于专制统治的东西，并非纯用儒学，而是改造地、有选择地利用。

经此改造后的儒学已非孔孟所代表的儒学，郑磊先生说，“儒学以董仲舒为分野，之前，是儒学的‘古典’时期，以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为纲；之后，被各代儒家知识分子根据需要进行增减注释，特别是经过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大儒’之手后，整个儒家理论与其古典原型渐行渐远。而经过朱熹注解的儒家理论后来更被政府指定为科举必须依照的标准，使谬误流传至今。”杨师群先生则认为，“独尊儒术”把儒法合流形成的统治思想上升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从而奠定了中国有关思想教育方面文化传统基石。也就是说，后世所说的儒家已经不是孔孟之儒家了，后世一说儒家就指孔道孟，既不是符合史实，也是对孔孟儒家的污辱。

某种意义上说，法家也部分地源于荀子所代表的儒家，韩非和李斯就是大儒荀子的学生。而荀子想为被视为“无用之学”的儒家找到出路，消除法家对儒家的威胁，以振兴儒家为己任，对孔孟儒家思想动起了“大手术”，对孟子的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认为人性恶，强调大共同体智慧，增加了实用功利主义内容等，有人认为这是儒家内部的派系之争。不管怎么样，到荀子这里，儒学已经不是纯正的孔孟之儒，已经是改造过的儒家，加入了不少法家的东西，到了董仲舒，不过是改造得更为彻底，且为帝王所利用。

所以，如果我们要倡导儒学，就应该是孔孟儒学，是以《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为内容的儒学，而不是变异的、被改造的儒学。普及那些儒法合流的儒学，其实是挂孔子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不是真尊孔，而是假尊孔，既不可能提高村民素质，也不可能营造和谐村风、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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