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腿短，没跑（1）

袁世凯腿短，没跑（1）

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期间，具体来讲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的7月，袁世凯由河南老家来到了北京。一进北京，就结识了康梁二人。8月，袁世凯受到光绪皇帝的亲切接见。接见之后，袁被任用到督办军务处差委。这个时候，袁做了几件事，一是给光绪皇帝上自己的政改万言书；二是想把康有为的一份万言书递给负责督办军务处的荣禄，未遂；三是康有为的北京强学会开张，袁世凯捐款五百金，还发动别人捐款，为建立报馆、图书馆作准备，与康有为讨论开设书局之事。

这个时候，不只是袁世凯，天朝的有识之士都在活动。一者是《马关条约》的刺激；二者是公车上书的影响，官僚改革、士人组社与庶民问政的风尚与倾向风起云涌中。从官僚方面来讲，聂士成、孙家鼐、张謇、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甚至李鸿章都受了改革思想的感染，他们知道，不改不行了；从太子党方面来讲，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等高干子弟也都倾心改革，他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了。

问题是，咋改呢？正如马士所言：“在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像中国领土这样广袤，人口这样众多，而又同隶于一个政府之下的国家——没有一个拥有它的面积和人口十分之一的国家——曾经遭到这样一连串的侮辱，或这样多的受人歧视的证明。……可是我们更不妨说，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在纠正行政的公认弊端方面，或在组织由具有许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居住着的一个极其富庶的地区上的资源方面，表现过这样的无能。有一些爱国的中国人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虽然有很多人认清局势中的事实，但是想得出办法的却寥寥无几；而且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在国家陷入更深的屈辱以前，对于国家发挥不了任何作用。”[1]

马士说得太客气。用我的普通话翻译一下，那就是：清政府挨得还不够，爱国者还站不到政改的中心位置上去。因为中国真正的政改，启动于八国联军进中国之后，而不是甲午战后的现在。现在，康有为是霸王硬上弓，上列那些高干及高干子弟，也仅仅处于春江水冷鸭先知的状态。体制的限制和路径依赖的锁定，导致他们也顶多是推动一下康有为的活动。

这其中推动最有力者，乃帝师翁同龢。翁原先不搭理康有为，可是在看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后，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但主动登门拜访，还跟康有为说了些“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之类的心窝子话。帝师为什么突然改变态度呢？小儿没娘，说来话长，咱简单些：第一，翁同龢原本是帝国的保守分子，对外国及洋人持敌视态度。问题是作为光绪帝师，作为帝党领军人物，不管是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他都是主战的核心人物。（不管是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作为光绪帝师，作为帝党领军人物，他都是主战的核心人物。）现在，发现帝国既不是法国的对手，更不是小日本的对手，他总得有所动作。第二，宫廷政治斗争的需要。明知道天朝需要改革，那么谁抓住改革的主动权，就算抓住了政治的主动权。而且老翁不只争自己的主动权，他还得为自己的学生、可怜的光绪争些主动权。所以，他走近康有为，最简单的动机就是给自己的帝党阵营补充新鲜血液。事实上帝师一走近康有为，就与光绪合谋搞了些新政措施。但是各地督抚推说没法执行，且一执行，人心先就乱了云云。再加上慈禧太后出面干预了。所以光绪与翁同龢只得暂停。一句话，时机依然不到。

政改没法推动，那就推动其它吧。由于官场人士与高干子弟给康有为提供了强大的人脉、地脉及钱脉，所以他们首先组织了北京强学会，又名译书局、强学局或者强学书局。光绪亲信、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它固定经费并给它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直隶总督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两银子；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银子；因签订《马关条约》而声誉受损、被贬到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也拿出了两千两银子，没想到康圣人缺少统战意识，认为李鸿章名声太臭，拒绝了这笔款子和这个老成的政治家；这个时候，袁世凯还没有接到小站的任命，在维新的官僚阵营里，还是无名小卒，但却与自己的好友徐世昌一道做了强学会会员，捐的是五百金。当然，江湖义气的他，还替康有为上书督办军务处了，只是荣禄没有接受而已。

北京强学会发展得太好了，连清议派领袖李鸿藻都参加了进来，而康有为呢，实际领导权掌握不住，顽固派还净给他制造飞短流长，于是在同志的劝说下，在张之洞的直接支持下，另往上海发展。上海强学会的宣言，虽由康有为起草，但却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赞助；章程由张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为共同拟定，规定：“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所近。今为分门别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与局务有碍，即由提调董事诸友公议辞退”。[2]看来，张之洞作为一个老成的洋务派大员，对于维新仅是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免得康有为像脱缰的野驴那般，一路狂奔而去。比如张之洞曾要求康有为不要再提他的《孔子改制考》了，并且为此可以供他一切费用。但是康有为拒绝了，对梁鼎芬说：“孔子改制，大道也，岂能为一两江总督的供养而作为交易。”[3]于是，康有为不但跟张之洞拧巴上了，还真一路狂奔上了。北京强学会期间，他令得意弟子梁启超主编《中外纪闻》。虽然影响还不够很大，但它是维新派的第一张报纸。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又令梁启超主办《强学报》，居然不用清朝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按皇家法律，这是谋逆造反嘛。张之洞大怒。就在这当口，老张听说北京强学会出事了，被老太后关了。于是他马上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两地的强学会全部烟消云散。康有为南下广州，又教上了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在华洋人也特别关注强学会。英美公使分别赠送书籍和地图册。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更是与强学会迎来送往，宴会聚谈。当然，说风凉话的也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法国公使施阿兰讨论说：“我不以为中国觉醒的时刻已经到来。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更像一个从睡眠中醒来的渴睡者，不久即将重新进入梦乡。它的醒来不过是为了翻个身，从左胳膊转向右胳膊而已。”[4]虽然施阿兰与赫德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中国彻底觉醒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是赫德这个老中国通更了解中国。中国确实还要继续睡，它好像一直缺觉似的。用旅德华人学者鸽子的话来讲：中国如同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沉睡得太死。而西方像是服了过量的兴奋剂，躁动不安。[5]

之后，康有为组织的其它学会再也没了强学会当初的脉气！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缩小可能存在的敌人，这才是干事的真经，也是统战的宗旨，可惜康圣人在狂人的路上奔得太猛，还没走向正轨，就老想出轨。他的学生梁启超与张之洞的亲信汪康年在上海继续合作，办《时务报》宣传维新，他还遥控人家，一定要用孔子纪年。但是梁启超的同仁们都反对，就连梁自己，都认为创办《时务报》“乃八十老翁过危桥”，[6]实在不能再出格了。康有为这才作罢。

（详见端木赐香：《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

[1]马士（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2]《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393页。

[3]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4]施阿兰（法）：《使华记（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2页。

[5]鸽子：《隐藏的宫廷档案》，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6]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