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是与非

管仲的是与非

管仲，春秋颍上（今安徽颍上县）名夷吾，字仲，亦称敬仲。

幼年时家境贫寒，和鲍叔牙是好友，他们合伙经商，获利后他总比鲍叔牙多拿一些红利，伙计们都看不惯，而鲍叔牙却解释说：他家贫，多拿一点是应该的。管仲和鲍叔牙一起打仗，冲锋时管仲常常躲在后面，退却时却总是跑在最前，士兵们很不齿，鲍叔牙为他解释说：管仲不肯拼命是因为孝顺，家有老母，他一旦战死，就没人奉养。似乎别人都没娘亲似的。后来管仲也曾经做过几次小官，每次都因为表现一般而被免职，一些人耻笑他愚笨，鲍叔牙向众人解释说：管仲并不是干不了，只是这些小事并不适合他的才能罢啦！于是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中国成语中的“管鲍之交”，就是源自于此。

齐僖公时有三个儿子，大儿名诸儿，二儿名纠，三儿名小白。诸儿年长，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僖公任用管仲、召忽作纠的太傅，鲍叔牙作小白的太傅。齐僖公死，诸儿继位为襄公。但这家伙不好好干，一是穷兵黩武，二是奢靡荒淫，甚至与胞妹（鲁侯夫人）淫乱，并杀害了偕夫人来访齐国的鲁桓公……鲍叔牙为避祸奉公子小白奔往莒国，管仲、召忽也奉公子纠奔往鲁国。齐国终于发生内乱，襄公死，于是小白与纠同时飞奔返国以谋取君位。为了阻挡小白，管仲领兵先行在途中堵截。堵截不成，一箭射出，射中的却是带钩。小白急中生智，倒在车中装死，鲍叔牙驾车带着学生疾驰而去。纠这边却误以为小白已死，因而放慢了行程，结果，王位就让小白抢到手了。这就是后来威名赫赫的齐桓公。

齐军大兵压境，迫使鲁君杀了公子纠，召忽殉主自杀，管仲没有殉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还有娘须他孝顺，只知道在好友鲍叔牙的忽悠下，小白放弃前嫌，请管仲做了自己的相。

管仲做了齐相后，第一件事是发展经济，认为治国必先富民，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传世名言。管仲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众所周知，传统政府对付百姓喜欢两个法宝：一是穷，生活上的穷；二是贫，头脑中的贫。这样一手抓物质，一手抓精神，抓得百姓又穷又傻，最方便统治者。

尽管管仲的富民政策是有限度的，但是相对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他鼓励工商业，是很了不得的。还有，比上某些提倡越穷越光荣以饿死百姓为乐的领袖，更是天上地下了。

管仲还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算他的第二项政绩吧。

第三项政绩，提出尊王攘夷的策略，辅佐小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第四项政绩，加强了社会管理。但是，有些事情是利弊兼行的，比如这个社会管理，管仲完善了起始于商代的户籍制，并且首创了连坐制。特别是后者，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

第五项政绩，临终绝唱，病榻论人。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桓公曰：“鲍叔牙如何？”管仲曰：“毫无疑问鲍叔牙是个君子，他对善恶分得很清，一见到人有恶，一辈子不会忘掉，这样是难以为政的。”桓公又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讨好国君，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没有一点人性，这样的人不宜为相。”桓公再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十五年，父亲死了也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连父子之情都不顾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的封地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的封地而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追求的必定是超过千乘之封的权力。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用为相了。”齐桓公又问：“既然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体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管仲接着向桓公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认为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好。

易牙了解到桓公与管仲的这番对话后，就去挑拨鲍叔牙，说管仲反对你为相。鲍叔牙笑道：“管仲推荐了隰朋，表明他是为社稷宗庙着想，不以私心偏爱朋友。现在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容身之处？”易牙一看挑拨不成，赶快溜走了。可惜桓公没有听进管仲的临终劝告，反而逐渐亲近三个小人。三年后，终被三个小人害死，齐国的霸业也宣告结束。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单纯靠人治，是不可行的。

第二，上级领导一般容易偏爱小人，因为小人所有的任务就投领导之所好，图谋自己的私利。至于领导家的长期利益、甚至短期利益都不在他们考虑之中。

第三，管仲对于人性的透视，那是一竿子到底了。正如苏洵的《辩奸论》中所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虽然大家都认定《辩奸论》乃南宋初年道学家、保守派人士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而假托苏洵之名炮制的文章，但是抛除掉王安石，其对于三小人人性的认定则是不虚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不近人情的历史遗留：孩子有病，烧坏了一条腿，身为父母的老师居然还坚持在课堂上讲课；老人死了，身为政府公职人员的儿女居然还坚持战斗在工作岗位，没有时间回家给老人尽个孝；金训华为救生产队的电线杆子而牺牲，其妹金士英正好轮到值宿站岗，大家劝她休息，她的回答是“不！”按书中的描写，“她不流泪，不悲伤，满怀对帝修反的仇恨，警惕地按时上岗”。邵伯温泉下有知，就不会恶心王安石“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常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读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而会对着金士英大叫了：“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孔子对管仲评价很高，他向弟子们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看来圣人毕竟是圣人，光想到被发左衽之类的小事上了，没想到民到如今受其累的一面，最严重的是“利出一孔”。

《管子》云：“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看到了吧，君主的恩情比海深就在这里，他控制所有的资源，让所有臣民不依赖他不得食，并且让民富停留在一定的水平线之下，也就是说，绝对不能让人民真正富裕起来。

说果说万恶的旧社会好歹还有不太健全的私有制作后盾的话，那么新中国时代，则是严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之网，以至于连陶渊明那样的不合作姿态，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绝唱了！一句话，管仲再聪明，也只是给国王结网了。至于臣民，只能是面对越来越小的网眼，一个都不能跑了。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Ⅰ》（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