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低俗小说-从高仓健,追捕说起

文臣武将奈何天

（一）文臣武将，边界模糊

中国的士，远古时代可能专指武士，也就是低级贵族。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社会转型，士作为低级贵族身价下降，庶民中的有才有识者地位上升，跻身于士的行列，士的成份增加，且有了文士与武士之分：文士出仕做文臣，武士上场做武将，但文臣武将并没有专业化、职业化，而是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中。所谓的模糊就是边界不清，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你认为他是文臣呢，还是武将呢？相同的例子还有袁崇焕。这种模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第一，没有专业化。中国有武举，也有武学，甚至孔子设私学所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是文武并重的。但是科举制的发展与整个社会重文的倾向，导致中国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天下，文官系统畸形发达，武官系统畸形萎缩，而且文官系统与武官系统，也始终没有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专业化分工。

第二，没有职业化。中国有军人世袭化，比如春秋之前，当兵乃士之世袭特权，士都上专门的学校，王室学校称“明堂”，一般学校称“序”和“庠”；教育集中在射（射箭）、御（驾车）、舞（军体）三个方面。之后，还出现了世兵制，就是祖祖辈辈皆军人。但世袭化不叫职业化，职业化的前提是专业化。而专业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职业化。如果专业化意味着专业教育与专业训练的话，那么职业化意味着人事的健全与制度的保障。问题是中国专业化分工都没有搞，职业化更别提了。到了宋太祖时代，又把官与职离析，还加了个差遣。也就是说，官是官，职是职，官与职是两张皮，官是你的品级，意味着你的职称与工资；职是虚职，如大学士、学士等，专门授予高级文官；只有差遣，是指官员主持的实际工作。比如按官你本是中央的官，但政府差遣你到地方，知某州事、知某府事，也就是临时主持某州某府的事，而且皇帝佬儿一会差遣你干这个，一会儿差遣你干那个，不但跟你名义上的官职没有关系，就是跟干好干不好也没有关系，只跟他心里的小九九有关系。

钱穆老先生说，好的制度要配上好的人事，才能有好的结果。可惜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你就看看作为结果的现实，就可推知既没好的制度又没好的人事了。回到我们的正题，你会发现，不只文臣武将边界模糊，所有方面，都在掌权者的一念之间。文臣可将军，可督师；太监也可将军，可督师，甚至可以做前往朝贡国的宣谕大使和下西洋的外交大使。

这些原因导至我颇犯犹豫。文臣武将咋划分呢？倒是读初中的儿子干脆，对他娘说：笨蛋，凡是能骑马抡枪往前冲的，才可以叫武将。

儿子这分法只能是一家之言。袁崇焕倒是骑马抡枪往前冲了，但是他在中央的本职——兵部尚书及右副都御史，乃文职。在东北前线，他的蓟辽督师，也是临时性的差遣，具体负责督师蓟、辽、津、登、莱地区的军事防务。这是什么职位呢？略相当于明清时期的总督（明朝总督乃临时差遣，清朝才成为常设官职），虽负责一地方的军政要务，但它仍属于文职行列。只不过由于他在前线的威风——曾经打过胜仗；敢于骑马抡枪向前冲；曾经二话不说就把正宗武将，在中央是左都督、在前线是东江镇总兵的佩印将军毛文龙斩杀；敢于与整个官僚集团较劲，所以感性上大家都把他当武将对待了。而且他杀毛文龙的手段，不但显示着文臣武将的职业模糊，连权限也模糊！所以我们后面的分类，所谓的文臣武将，只是一种大略。大家就不要较真了，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较不得真儿的。

（二）文臣武将，都是工具

通过上一讲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都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愣是没有给自己搭出一个安全堡垒，人身自由没有争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这些最基本的自由也没有争得，任由统治者蹉蹂了。文臣武将，也就是知识分子中的出仕者，当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先是眼看着他们在前线打了胜仗，升官了；后是眼看着他们在后方打了败仗，被贬被杀被抄家，连自已的身家老小都保不得。总之大家都是工具。有用的时候，把你擦得油光明亮；无用时，把你扔到垃圾箱。当然，更多的时候，跟是否有用都没有关系，仅仅因为在上者看着不顺眼，就会一脚把你踢开。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这种工具性质，我们可以讲个故事：公元前202年，刘邦置酒洛阳行宫，大行分封。所谓的分封，就是分赃。在窃国的过种中，各位小偷出力若何，功劳若何，那是要排排队分果果呢。据说第一功争了一年都没有明确下来。武将们推举曹参，说他“身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而刘邦却认为“萧何功最盛”。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时，一个名叫鹗千秋的辨士出来了，说武将们所建乃“一旦之功”，而萧何所建乃“万世之功”。一下子把刘邦那小子说得乐开了花，连鄂千秋本人都被封了侯。

按常识，征战人才确实比不上建国人才。但是在刘三小那里，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小子心里另藏着小呢：

第一，刘邦瞧不起儒士。征战过程中，有儒士去拜见，他当着面，把一泡尿解到人家的儒冠里。这种流氓瘪三的街头行为艺术明确地告诉来者：俺不尿文臣！

第二，著名的士人陆贾与刘邦对话，动不动诗啊书啊的。刘邦急了：“乃公居马上得之，安用诗书？”陆贾回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听了心有所动，但是对话本身，恰恰说明刘邦原本是重武轻文的。为什么后来又重文轻武了呢？很简单，想通了。打天下固然需要武将，可是守天下，武将就是最大的敌人了，还是文臣用来放心。道理可以提前不知道，可是实践出真知，不说武将们贰心了，就是他们在眼前大呼小叫的就让刘邦受不了。按司马迁的描述：“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刘邦的难处，让叔孙通这个儒士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叔孙通知道，江山打下来了，该我们文臣上场了。于是他自请给刘邦设计朝仪，按儒家那一套，把一帮子文臣武将训得猴儿似的，被司马迁描绘作“自诸候王以下莫不振恐肃警”，以至于刘邦感叹曰：“吾乃今日始知为皇帝之贵也”。

总之，为了皇帝之贵，刘邦在得手江山之后也得转型。他给文臣武将们讲了一个通俗故事：“诸君知猎乎？知猎狗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于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武将们听了莫敢言，也不知心里是否发凉，闹了半天，敢情就是人家猎国的狗啊。再联想起之后韩信被捕时“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及悲惨结局，我们更可以明白，不管是文臣武将，都是帝王家权力祭台上的牺牲。

（三）文臣明哲保身，武将激流勇退

对于统治者来讲，江山到手之后，必然要实行进文退武。每一个开国皇帝都要这样干。只不过，由于皇帝个人心宅不同，有的干得比较残忍，有的稍显仁厚。比如刘邦与他那个姓吕的娘们儿，基本上就是以杀为主了。刘秀却是“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到了赵匡胤那里，温情有加，创造一个杯酒释兵权的典古：

帝因晚朝与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朕非卿等不即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朕终夕未尝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此位谁不欲为!”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复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贵何?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谢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辞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尽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群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乞罢典兵。

按现在的说法，赵老大黄桥兵变的班底，也就是义社十兄弟，除赵老大之外，那九个应该是九大元帅或者九大开国元勋了。但是他们下场都很好，全是拜托赵老大的这番仁厚。而对于文臣武将来讲，不能全靠在上者仁心宅厚，自己也得长个心眼儿才是。具体来讲，文臣要学会明哲保身，武将要做到激流勇退。做不到，身家性命旦夕完矣。问题是，前仆后继，围着帝王家的江山转了两千年，愣是没有一个人想到配套的制度建设。一句话，给别人打护江山，也得给自己打护江山；自己能陷害别人，别人就能陷害自己。为什么两千年愣是没有丁点长进呢？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Ⅰ》（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