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快乐的人生？

今天说说一个言语现象。它涉及中外三大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家。他们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但一句类似甚至雷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巨变时代，号角式人物异曲同工的内心境遇。

这三个牛人分别是鲁迅、裴多菲、夏多布里昂。你知道，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其实，裴多菲、夏多布里昂都说过类似的。

那么，就听我展开来讲一讲，三个人为什么会说出类似甚至雷同的话。本来我用了结构主义理论，但后来发现好生硬，尽管相信其中有结构的力量，但还是忍痛舍弃了，就成了平铺直叙。

【鲁迅：我的怨敌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许多人说它是鲁迅弥留之际说的一句话，是他的遗嘱。意思是，对于那些怨恨他的人，跟他有过笔战的人，死后也不宽恕他们。

其实，这不是弥留之际的语言。它出自鲁迅1936年9月5日一篇文章《死》，发表于1936年9月20日《中流》半月刊。如果说这是鲁迅临死前的表达，是可以打打擦边球的。

这句确实差点成了鲁迅遗嘱。《死》一文中，他回忆了1936年初患重病一段。当日本医生诊断下来后，他感觉自己或不久于人世，十分焦虑，考虑了好多问题。于是就想了以下几条，说是给予亲人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幺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个可以算做第八条了。于是，这七、八两句，听上去不那么宽容的表达，就成了鲁迅死后被许多人引用攻击无数的例子。很多人那这两句，去跟那个被塑造成好好先生、宽容大师的胡适去比较。直到2014年，社交平台上，这个比较也是不断。

鲁迅的杂文，有许多确实从个人批判出发，但落点基本都是揭示社会层面弊端。小说更不用说了。也即人说的，鲁迅有无数的公敌，没有一个真正的私敌。

鲁迅肯定也意识到自己说这句话可能引发什么。在《死》文最后，他回忆当时想到这句话的一点背景，又补了一段：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很明显，列出上面8条遗嘱时，鲁迅并没有直面死亡，而是一种焦虑状态下的理性选择。就像他说的，“这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对于他这样一个无神论的人，“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是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我没从鲁迅8条中体会到偏狭，反而觉得他说的实在太坦诚了。真正写给家属的遗嘱，很难想象会出现对于死后如何处理与对手关系的念头。这说明他想到的时候，心里思考的还是社会层面，考虑解决什么问题。

而且，鲁迅的表达显然也是经过雕琢过的。你看他是这么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言语的指向，明显不是针对家属，而是所谓“新式的人”；它也不是鲁迅下意识的言语，而是“想了一想”的“决定”。

这说明，清醒状态中的鲁迅，是有意识地反拨欧洲人的基督文化礼仪，不想妥协。鲁迅熟悉基督教，很早就研究《圣经》，也研究过几个有着基督文化背景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家、作家。比如尼采、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列夫·舍斯托夫等，尤其是、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而且，鲁迅的小说、散文里有许多基督教的理念，也有直接引述。

“饶恕”、“宽恕”确实是《圣经》里的教义。新、旧约里都很多。

比如《创世纪》：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么。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么。”

“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马太福音》：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马可福音》：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路加福音》：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都是非常雷同的表达。“恕”也不是基督特有。《论语》里，“恕”也是仁的特征之一。

比如：“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你看，“恕”就是夫子之道。而且，也是孔子非常自得的“一以贯之”的东西。

还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个跟上面的基本一样。一言终身行之，就是一以贯之的“恕”。它也是设身处地的体察，同情。

鲁迅不愿宽恕的，是那些“怨恨他的人”，并没有说他怨恨的具体的人。我的体会是，他不是向一个个笔战的个人表达，而是向一个整体。恰恰验证了鲁迅独立的人格，表达了一种坚持。

【裴多菲：我绝不宽恕他们，我宁肯成为被诅咒的人！】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19世纪前叶至中叶的匈牙利民族诗人、革命作家。

《裴多菲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第三卷诗歌集中，收录有一首《写于1847年除夕》，也是第三卷最后一篇。这首诗写了1848年新年前的最后一夜，裴多菲将这个特定的日子，与人间世俗的幸福与悲伤直接关联，视为一个“结帐的日子”、一个“垂死者”直面善与恶的最后时刻。

“哎，今天是结帐的日子

男主人和女主人呀

你们收入多少，支出多少？

一年到头要弄个清楚……

…………

除夕啊，今年已经奄奄一息

你是我们尊敬的可爱的朋友

让我们在幸福中编织百合花冠吧

就在你这个垂死者的头上加冕……”

…………

“你呀（即除夕），你不仅宽恕朋友

而且还宽恕敌人

这确实是漂亮而且美丽的念头

可是我能这样做吗？

…………

他们是暴君和胆小鬼

我的敌人就是这两种人

我则能宽恕暴君和胆小鬼呢

不能宽恕，永远也不能宽恕！”

…………

在上帝的审判桌前

我绝对不改变我的口供：

“我绝不宽恕他们，

我宁肯成为被诅咒的人！”

…………

你看上面第四、五两节。斐多菲说，在上帝的审判桌前，面对暴君与胆小鬼，他“永远也不会宽恕”，“我绝不宽恕他们，我宁肯成为被诅咒的人”。

无论内容，还是基本的句子，与鲁迅先生上述一段话几乎完全类似。裴多菲对压迫者与麻木吃血馒头的批判，也类似鲁迅。

4年前，在小区操场读到裴多菲这首诗时，我一度认为，这句就是鲁迅“一个也不宽恕”的源头，鲁迅可能改用了以下，为此我还特意写过一篇文章论证，只是并没找到确切证据。

不过，有一点，鲁迅思想受裴多菲非常之深属于事实。他是中国最早介绍裴多菲作品的人，而且还独立写过《裴多菲传》，翻译过他的7首诗，包括著名的《自由与爱情》。此外，他在文章中曾多次引用裴多菲的话，将他称为“诗人和英雄”，把他跟拜伦、雪莱、普希金等大诗人相提并论。 

而且，作家白莽即殷夫曾三次拜访鲁迅先生，均为翻译裴多菲的传记与诗歌而来。鲁迅当时主持杂志，特意向他约稿，还将自己珍藏的裴多菲的两本书送给他，鼓励他多翻译裴多菲的诗。鲁迅在回忆白莽的文章《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提到了赠送过他两本裴多菲书，并落在捕房手里。事实上，裴多菲也一直是鲁迅高度推崇的具有革命热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的诗歌，他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将裴多菲称为“摩罗诗人”，显见他的用力所在。 我自己的判断是，鲁迅即便不是刻意套用那句，他对压迫者与吃人血馒头的双重批判，应该受了裴多菲影响，否则不会这么郑重推介他。

如果你去考察鲁迅与裴多菲的个人经历，以及当年匈牙利与中国面临的共同生存难题，这种个人的个性表达，大概就是一种家国命运之下，中西两位作家集体无意识的共同反射，面对压迫者、麻木的人群，以及围攻他们的论敌，他们都是一个也不宽恕。

【夏多布里昂：我不饶恕，但不报复，不幸中我很危险】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18至19世纪的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夏多布里昂与鲁迅之间，就更是充满奇妙的巧合了。在名著《墓中回忆录》之《外省的闲逸生活》中，夏多布里昂这么说：

“如果说我决不饶恕我的敌人，我也不会伤害他们；我记仇，但不报复。即便我有能力复仇，我也没有欲望，我只在不幸中才是危险的。有人以为我自制是退让，他们是错了；敌对之于我，正如大地之于安泰。我在我母亲的怀抱里重获力量。幸福一旦把我从她的怀抱里夺走，也就窒息了我。”

他同样不饶恕他的敌人。这段话有个背景。他是在谈论一生遭遇的屈辱与伤痛。这段话之前也有几句：

“我酝酿着复仇的念头，我真想跟凶手一搏。在这方面，我是生得与众不同：侮辱刚来的时候，我几乎感觉不到。然而它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回忆不会淡漠，反而会与时俱深。它整年整月地沉睡在我的心中，然后稍有动静就苏醒过来，带着一种新的力量，而我的伤痛，也变得比第一天更为剧烈。”

你看，夏多布里昂的仇恨其实非常之深。只是他强调，自己记仇，但不报复，不伤害他们，自己“只在不幸中才是危险的”。

这个表达，看上跟鲁迅相反，其实内心类似。夏多布里昂不是不报复，而是有条件，即在“不幸中”，自己是危险的。而1936年的鲁迅，遭遇了比过去几年更为艰难的围攻，尤其是胡适女弟子苏雪林在鲁迅病重期间掀起的新一轮笔战，言论阴毒到连胡适都对她发出提醒。鲁迅的遭遇，显然就如夏多布里昂所说的“不幸”。何况，这是一个有无数公敌而没有私敌的文人鲁迅。

夏多布里昂写这些文字时的心境，其实有如鲁迅在心里罗列上述8条遗嘱时的心境。在《墓中回忆录》结集前，他不止一次提醒他的读者，他们读到的这本回忆录，乃是“用尸骨和废墟造就的一座建筑”，“那些看到这一幅图画而心绪纷乱并且企图仿效这种疯狂的人，那些因我的空想而喜欢我的回忆录的人，应该记住他们听见的是一个死人的声音”。

显然，夏多布里昂是以濒死或已死的心态描绘他与历史、人世、家族的纠葛。他还不想生前出版，想在死后50年出。因为，首先，他觉得自己写的时候不够坦率，不那么真实；其次，他始终想象自己是坐在棺材里写作。他不想在生前被人打破这种宁静，留下遗憾。

这跟上面鲁迅在《死》文最后一段的表达惊人的一致。我刚才说，从这段里我读到了鲁迅的坦诚，他说，自己在写那8条遗嘱的时候，并非面对死亡的状态，而是设想中的死亡状态，是“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的状态，于是他“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

鲁迅明显是在为7、8两句自我注解，面对所谓“新式的人”，他是理性、成熟的言语决定，而不是真正死亡前的心理。“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是究竟如何，他也不知道。

我从两位中西文化名人死亡意识中体会到了一致性。他们在最后，并没有固执到自我，而是怀有深深的体谅。

【总结】三位中外文文豪，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与国家，临死前，谈及所谓的敌人，表达却呈现高度雷同与巧合。我相信还有更多类似的案例值得挖掘。我自己的研读体会是，尽管他们处于不同时期与区域，但是，他们都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家国命运都处于转换关口：

夏多布里昂身处法国大革命前期，裴多菲身处匈牙利民族危亡前，鲁迅则身处日本侵略中国前的内外交困时刻，他们虽是个人，巨变面前，却又都是一种号角式的人物，故而人生阅历，苦难经历虽有差异，但在一个巨大的社会思潮中，产生类似的内心境遇，雷同的言语表达，亦并非偶然。

这几天一直在读结构主义理论的书，写作过程中，本来套用了一些，后来读起来觉得好没劲，说明我还没有达到火候。但我仍然坚信，这种雷同中，有着强大的结构主义力量。无论人物、国家、时代如何繁复变化，总会有共同的内心境遇通过具体的人生之口，总会以多样的语言形式曲折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