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胡适，做一名有常识的中国人

苏小和   文

胡适可能是一名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的起点。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如果你没有读懂胡适，很可能到现在为止，你依然是一名没有常识的中国人。 

我们能读到的胡适传记有很多种，罗志田先生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算是在这个火暴的领域占据了位置。罗先生自己说得好：本书无意全面地重新诠释胡适及其时代，不过重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史实，希望能为认识和诠释胡适其人及其时代做些微的补充。[2]读得书来，我才发现，罗先生的确找到了一般性读者以前所不了解的诸多“史实”，如同罗所言：“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3]，同时，罗先生又主张在“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的互动关系进行合理把握，这么看来，罗志田在方法论上，是花费了相当多的脑筋的。

不过，有学者对本书的方法提出了略微不同的看法，认为文献方面，内容基本上三分之一来自于余英时现成的论断、材料，三分之一来自于唐德刚等先生论断，主要文献是一部《胡适日记》，其它原始材料非常少见，转引太多。总得来说，感觉这本研究胡适的书只是各路胡适传记和著作的大杂烩。

如此不恭的评点，可能显得刻薄了一些，但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实话实说，我个人对此书的阅读兴趣并没有因为罗先生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而高涨。有所发现，似乎又有所失落，似乎对胡适先生的理解上了一个台阶，但要清晰的沿引书中的理念，似乎又难以表达，我的阅读困境由此集中体现了出来。

我的第一感觉是，到目前为止，内地学者研究胡适必须依赖海外胡适专家的成果。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海外学者对胡适的研究远远比中国内地学者要走得更早，走得更远，这使得内地的胡适专家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学术困难更加醒目。从而导致内地人了解胡适，首先想到的读物，必然是海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比如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4]，对胡适的人格悲剧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启蒙者和精英群体，如果不能从人格及情感上同封建传统实行决裂，那么，他们的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奋斗都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格里德的著作一出来，关于胡适的悲剧意义，其他人就以此为蓝本了；比如周明之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5]，采取了主题分析的方法，分析胡适在晚清和民国时代以来的新旧交替，中西激荡的环境中，所产生的痛苦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疏离感。此书没有做任何的道德褒贬，更没有政治性的颂扬和谴责。其平和的心情，可观的态度，把内地人习惯性的道德前置比了下去。唐德刚采取的口述方法，这得益于他与胡适先生的晚年私交，这种方法，不是内地学者可以奢望的，可惜唐在点评的时候，激情有加，或多或少伤害了胡适的口述，并为读者强行置入了阅读视角，所以才有人认为唐的点评，是画蛇添足。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6]可能是这方面的翘楚。余先生使用的是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方法，通过书信、日记等第一手材料来拼接胡适。余先生说得很清楚：“思想史家‘评判’古人的‘义理是非’，其根据决不应该是自己所持的另一套‘义理’。如果以自己的‘义理’来‘评判’古人的‘义理’，那便真的变成‘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了。思想史家‘评判’的根据只能来自他对于思想史本身的了解。”[7]可惜内地历史学界对余先生多有排斥，他的研究一直为内地忌讳，只是最近才出现松动的迹象，这导致内地学者对胡适的研究又落后了几年。

看来，罗志田先生更多的参考了余英时，唐德刚的著作，便成为内地学者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可能正是方法上的问题，以及内地胡适研究相对落后于海外的问题，我们读完罗的《胡适传》，对胡适的认识似乎仍然在原地徘徊，我们共同热爱的胡适，似乎先前只是海外华人学者相对私秘的课题，接着终于出口转内销，此时此刻成了内地学院阁楼里的一件古董。而学者们所有的工作，就是在内地遮蔽胡适几十年之后，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拂拭掉古董身上的灰尘，让他本来的光显露出来。

斯宾诺沙说过：“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8]，因此，对于一名纯粹的历史学家来说，将胡适放置在阁楼里把玩，拂去他的身上的灰尘，便是理所当然的工作。但问题是，胡适仅仅属于学院吗？胡适是一件古董吗？我们的现实总是比理论诡异，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几乎掀起一场攻击胡适的群众运动，而当下，胡适却又与普罗大众疏远，成为几个读书人书桌上神圣的学术课题，这其中肯定出现了某种问题，也决非胡适先生的本意。

究竟应该怎样读胡适，这是个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这几年一直把胡适的著作当做我的日常读物，基本上每天都会读一点。家中藏书并不多，胡适的全集摆在书架上，便非常醒目，以至于我走进书房，朝书架望去，便有一种不能不读胡适的心理。我想说的是，在时间上，胡适先生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他的著作并非那种晦涩难懂之类，以我今天的理解能力，认真阅读，仔细体会，胡适先生的理念即能入我心理。谢泳曾讲，“就做文章这一点来说，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相比之下，鲁迅是晦涩的。”[9]看来，民众理解胡适，最好的通道应该就是胡适自己，这类似于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神说，你们要去查经！意思是说，圣灵在圣经里说话。除了钻石以外，无法切割钻石；除了用圣经解释圣经，没有别的可解释的。

当然，我完全没有用《圣经》来抬高胡适的企图。我只是想说明，有阁楼中的胡适，也应该有人行道上的胡适，有专家的胡适，也应该有每个个人的胡适。个人主义是胡适毕生的追求，我相信胡适先生一辈子的言说，他想象中的对象应该是每一个个体，而不仅仅是龟缩在书斋里，能够熟练运用历史方法的几个读书人。

[1] 《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罗志田著，中华书局，2006年6月北京第一版。

[2] 《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第5页。

[3] 《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第3页。

[4]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格里德著，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

[5]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周明之著，雷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6]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7]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162页。

[8] 转引自《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中译本自序第4页。

[9] 《胡适还是鲁迅》，谢泳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