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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农民之分析（下）

——品德篇

——中国农业与农民文化系列06

3.传统农民之品德

人之初，性本善。

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是社会上最善良的一个阶层。但是，他们的善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说，正因为他们的善良，政府才得以对他们施加暴政与苛政。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一个阶层。世界上，似乎找不到比中国农民更勤劳的群体了。但是上天对这种勤劳的回报也很苛刻，简单来讲，付出与收获绝对的不成比例。惊人的付出，换回的是惊人的低报酬。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一个阶层。他们相信：世界上只有享不起的福，没有受不起的罪。余华的小说《活着》，是全体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我希望，每个农家子弟都要好好看看这本小说。它没有夸张，有的只是理智的叙述与冷静的白描，看过之后让你欲哭无泪。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智慧的一个群体，但他们这种智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是一个类型：提供了诸多智慧，制造了诸多智慧的结晶，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知识分子的智慧主要用来帮统治者稳定江山了，而没有用来给自身建筑安全的堡垒；农民的智慧主要用来给统治者增加财富了，而没有用以改善自身的处境、提高自身的地位！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性之美之善的充分发挥，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善政！恶政暴政苛政之下，再美再善的人性，也会被压制到扭曲的地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演变史中，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与凶恶残暴，导致农民在反抗的过程中，程度不同地暗示出了人性恶的一面。

首先，农民们也会残暴。鲁迅说：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此话不假，奴才当了主子，或者说奴才在造反、在争取当主子的过程中，可能比主子还要凶残。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自称大西国王。他做了国王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写碑立石，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后人称为“七杀碑”（见《中文大辞典》）。张献忠创造了诸多新鲜的杀人办法，比如活剥皮法。如果在皮尚未剥下来，人却先死去了，行刑的人就倒霉了，也得处死。张献忠的杀人方法，可能已到人类有史以来想像力的极处了。有些法子，如果说给孕妇剖膛验其腹中胎儿是男是女还是学习商纣王的话，那么把孩子扔到空中用刀尖挑死，并且拿孩子肉、女人肉作下酒菜，就是张献忠的独创了。张献忠对手下将士记功封赏，是以杀人多寡为依据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士兵们杀人多到无法计算，干脆用手掌几大堆、人头几大堆、耳鼻几大堆来记。据《蜀警录》记载，当时成都内，“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这一切，导致我们很羞于承认，张献忠是所谓的农民领袖。甚至有人猜测，张有心理问题。鲁迅分析，张献忠之所以那么卖力地杀人，乃是由于李自成进了北京，让他感觉没有做帝王的戏了。我觉得这个分析很对。不过，张献忠立七杀碑，抬出的理论招牌乃是替天行道，他认为“人无一善以报天”，当然杀得有理了。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而张献忠死后，成都城内只有二十户人家了。

一度打进北京的李自成，在碰上李岩之前，也是杀人如儿戏，不信可以翻看一下《蜀龟鉴》。李自成过河南，上天给他一个李岩，是李岩让他有了做皇上的崇高理想，所以他开始讲道德讲纪律了。由此看来，人就怕有理想。于是没理想没出息竟成了封建社会里官员自保的一大策略，比如始皇手下的将军王翦，出征楚国前跟始皇要良田美宅。到前线后，还几次派人，催始皇兑现。老将军知道，自己越是一副没出息的小样儿，始皇心里越乐。自己带兵60万，把始皇的全部身家都弄自己手心了，若再清廉不爱财的，那不明摆着有野心吗？至于有了野心的，比如李自成，既已胸怀了天下，还会爱几个小钱吗？青衣绒帽，粗饭简食，女色不要，来日方长。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农民领袖战时的个人品质，倒需要我们多只眼睛了。一句话，所谓的道德，又何尝不可能是策略呢？不过，农民毕竟是农民，虽然胸怀了天下，他的农民习气还是不时地流露出来的，比如李自成进北京，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据载“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这钱叫我们看来，够了，可是自成仍不满足，天天由刘宗敏出面，对达官贵戚们严刑拷打，搜刮金银，谓之追赃。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每天的第一要务就是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据析，闯王进京的目的仅是为了捞钱，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自成这一句，不知让多少人窃笑了：敢情跟楚霸王衣锦还乡一个小样儿！

宋江题的反诗里有这么一句“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不知道宋江所谓的凌云志是什么，便是黄巢的丈夫气概除了造反之外，还有杀人八百万的民间传说，至于黄巢以盐渍的人肉做军粮的事，则是尽人皆知的。当然了，百姓们每逢饥荒之年，常常沦到易子而食的地步，何况造反的队伍呢？所以宋江所谓的丈夫，叫我看来，就是无毒不丈夫了。宋江抓住了黄文炳和刘安，把他们绑在柱子上，手下人挖其心肝，炒熟后给宋江吃。即使是大帅哥武松，杀起人来也令人打哆嗦，他杀潘金莲，把心肝五脏都挖了出来，至于鸳鸯楼那段，武松更是见人就杀，逮谁杀谁，丫头、马夫什么的，全杀了，杀得刀都卷了口。相形之下，开国皇帝对待自己的开国元老们，倒是温情多了：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民间百姓叫作卸磨杀驴，但是毕竟杀得温柔些，以结束人的性命为目的，没有把杀人弄成娱乐。

其次，除了残暴，广大的农民阶层在造反时暴露出的人性之恶还有：没有法律观念，更没有财产观念。前者会让革命高于一切，后者会让农民们没有你我之分。阿Q应该是传统中国农民的代表吧，他心目中的革命就是，把秀才娘子的宁波床弄到自己手里，至于女人，更好办了，革命了，就是想跟谁困觉就跟谁困觉，所以他先是调戏吴妈后是摸小尼姑的脸蛋。阿Q如果没有走向刑场，而是继续造反下去的话，那么他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国农民天生没有财产私有的观念。中国强盗杀富济贫与中国农民均贫富的观念恰好不谋而合，所以，中国所谓的农民革命，在不了解中国传统的人看来，就有了强盗的嫌疑。中国最早的农民领袖，当是盗跖，当然有人说他是奴隶起义领袖。但是不管他是奴隶还是农民，不管盗跖骂孔儒之仁义是实有其事还是庄子借盗跖之口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总之，占山为王的盗跖给后世的农民一个很好的样板：“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所有这一切导致我们在评述农民造反的时候出现一些尴尬。在道德层面上，我们认为杀富济贫与均贫富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但是在走向理想的过程中，杀富又与法统不符。更尴尬的是，一些英雄仅停留在了杀富这个层面，而没有济贫的意思。比如水浒里的晁盖，智劫生辰纲之后，并没有济贫嘛，相反，他们七个人把所有的财货私分了。为了免得这些好汉糟蹋了农民的名声，有些人干脆否认梁山一百单八好汉属于农民起义之范畴。但是稍一推理我们就能明白，即使是农民起义，它的经费也应该有个出处吧。而且古时的农民，觉悟尚没有高到箪食壶迎的程度，这样呢，革命经费就成为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比如辛亥革命，革命一结束，南京留守黄兴面对着需要解散回家的30万革命士兵，不知发了多少愁。250万两遣散费，从哪儿弄呢？革命期间，安徽前线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批了20万银元，手下人拿着批条到库里提钱，发现仅有银元8块！孙中山当时走的是欧美革命道路，他不杀富，仅靠华侨捐款，当然没有经济基础了！

可能正是看到了农民起义中的残暴与人性之恶，所以远隔千山万水的马克思才忍不住发话了，下面是他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务。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中国纪事》）马克思不愧是德国人，搞起评论来一针见血！

直到今天，我依然心痛：农民是沉默的，因为他们没有议价能力。如果说冷兵器时代农民集体揭竿而起就足可颠覆政府意味着农民尚有一定的议价能力的话，那么热兵器时代，农民枉有庞大的人数，这种人数，已经构不成任何意义上的颠覆力量了。其未来的幸福生活需要三个条件：其一，执政者的良心与善心。其二，知识分子的良心与代言。其三，自身素质的提高，农民参政议政。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