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独家首访卡娃微卡

稿件经作者陈事美授权于百家发表

北大教授也会“掐架”么?当然会!而且还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一百年前的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新旧思想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激烈碰撞。作为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更是新思想的策源地，空前活跃的学术自由吸引了众多国内顶尖的知识分子。自古文人相轻，互相之间都有各种不服，北大教授也未能免俗。他们之间既有公开的思想交锋，也有私下的人身攻击。有光明磊落的君子，也有居心叵测的小人。一百年前，北大教授同样也有“叫兽”。但北大教授毕竟是文化人，只“掐架”不“约架”，只动口不动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大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掐架史”，在民国初期更是“掐架”的黄金时代。

观点论争，林纾指责蔡元培

林纾本是一个晚清的老学究，到“五四”运动前夕，早已年过花甲。要说林老头子年轻时也曾积极主张维新，并不是一个老封建。但一个曾经的进步青年遇到了更为进步更为年轻的晚辈，就产生了代沟。林纾对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就颇为不满，尤其是胡适鼓吹白话文为“活文学”，诋毁文言文为“死文学”的论调，让林纾极不痛快。为此，林纾致信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那意思是说，若用白话文，连小贩都成教授了。

林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文章中特别强调，要尊重国人学习文言文与白话文的选择，不应一刀切，保留文言文就是保存中国元气，否则国未亡恐文字先亡。本来林纾说得很在理，但在胡适看来，林纾犹如一个非人类的留声机。

其实，此时的林纾早已离开了北大。北大作为新思想的批发集散中心，林纾自然格外关注，尤其是蔡元培任校长后。本来林纾也是推崇新文学改革的，但无奈胡适等人就是瞧不上自己。林纾为了发泄怒气，于1917年在《新申报》上发表讽刺小说《荆生》，含沙射影攻击胡适、陈独秀等人。随后再次撰写小说《妖梦》，攻击蔡元培。《妖梦》比《荆生》更恶毒，竟然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比作“无五伦之禽兽”，将其化之为粪。

随后，林纾更是在《公言报》上公开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矛头直指蔡元培与陈独秀。同时，林纾的北大学生张厚载也致信蔡元培，坦承参与林纾发文一事。蔡元培大为恼火，立即回信，抨击张厚载出卖北大，信中质问道：“作为北大学生，你明知林纾先生的小说是刻意攻击本校教员，是丑闻，继续承担转交使命，令人难以理解。……林纾先生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北大名誉，而你竟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那么你对母校爱护之心，安乎，否乎?”

蔡元培同时致信林纾，声称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是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学校无权横加干涉。对于部分教员的过激言行，不应求全责备。蔡校长的意思很明显，您老先生该哪凉快就哪凉快去，别多管闲事。

互相攻击，胡适绝交陈独秀

在林纾与蔡元培“掐架”的过程中，都指向了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陈独秀。林纾在报纸上指责北大，其实就有暗指陈独秀嫖娼的意思。但嫖娼一事毕竟是私德，不宜上纲上线，胡适还为此给陈独秀做了辩护。可以说，胡适与陈独秀两位安徽同乡，互有恩惠于对方。陈独秀举荐胡适到北大，胡适多次救济陈独秀。看似两个私交甚好的朋友，却因政见不同而屡屡“掐架”，并致最终决裂。

陈独秀欣赏胡适对文学改革的理念，高度肯定胡适是文学革命第一人。陈独秀发文称胡适为“文学革命之气运……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但二位显然不仅仅是点赞之交。据罗家伦回忆说，胡适最初比较谦和，后因为陈独秀的支持而气焰大盛，甚至大吹大擂。也许正是陈独秀给自己培养了一个敌人。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适多次组织安徽同乡去营救。出狱后的陈独秀远赴上海。一向率性而为的陈更加肆无忌惮，首先向胡适发起攻击，批评胡只谈文艺，不谈政治的原则。胡适辩称自己不是文艺青年，并驳斥陈是一个独断专横的鲁莽之人。从此，胡陈二人渐行渐远。

1921年2月，胡适等人要求《新青年》杂志迁回北京，被陈独秀拒绝。陈独秀回信称，北京大学风气不好，杂志只能迁移到广东。对此，胡适只能苦笑。两年后，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编辑爱“挑事”，专门让胡适与陈独秀分别作序，而且还互致问候。陈独秀嘲讽胡适将知识思想抬得过高，甚至与经济比肩为兄弟。胡适批驳陈是经济决定一切，指责陈“近于强辩，未段竟是诬人。”

随后，两人更是势同水火。针对陈独秀对义和团先贬后褒的态度，胡适大为恼火，在《晨报》上怒斥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讼棍的行为”。1925年11月，因学潮运动《晨报》报馆被烧毁，陈独秀拍手称快。胡适忍无可忍，断然与陈独秀绝交。在绝交信中，胡适痛斥陈“不承认异己者的人不配争自由……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如果大家认为二人就此成为仇敌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935年10月，国民党抓获陈独秀，如果不是胡适的积极营救，陈独秀恐怕再也没有秀的机会了。

舍友反目，高一涵丑化胡适

如果说安徽老乡陈独秀与胡适的“掐架”纯属路线之争的话，那么，另一位安徽老乡高一涵与胡适的“掐架”则是真正的人品问题。说起来，两位老乡曾是一同居住四年的好“基友”，胡适还是高一涵进入北大的举荐人。但“基友”也好，恩师也罢，从来没有长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旦发生思想与利益冲突，朋友也会反目。

在那个热衷办媒体的年代，1916年，高一涵回国后，也自动成为媒体人，与李大钊一起主办《晨报》，后又为章士钊的《甲寅》杂志撰稿。在这期间，高一涵与胡适一起居住在北京朝阳门竹竿巷4号。期间，经胡适推荐，高一涵进入北大任职图书馆编译员。后两人又一起迁入钟鼓寺胡同14号。二人犹如大学宿舍舍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喝拉撒睡大觉。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但此时的高一涵，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剩男”，单身生活很空虚，时常赌博、嫖妓。胡适没少规劝，甚至在高迎娶妓女时，胡还提醒自己老婆多加照顾。高一涵也常检讨，“今又遇着你的良言，或者又可以起死回生了。”在思想交流上，高一涵也常对胡适忏悔，反思自己。如“我从前东涂西抹，今天做一篇无治主义，明天做一篇社会主义，到现在才知道全是捕风捉影之谈。”但1924年胡适公开批评陈独秀“讼棍”时，也顺带批评了高一涵的“学理学家诛心的苛刻论调”。没想到，就是一句批评，让高很不满，时常对朋友发胡适的牢骚。后来，高一涵便成了丑化胡适的急先锋。

五十年代，全国上下掀起揭批胡适的高潮。1959年，留在大陆的高一涵发表《在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的文章，文章中极力美化李大钊，蓄意丑化胡适。文中攻击胡适面对革命极其软弱，“胡适被革命潮流冲击，吓得发抖、丑态毕露。”同时赞美李大钊为“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领导，是“五四运动的亲身参与者，是一位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对高一涵的歪曲与丑化，远在美国的胡适，只是发表了一些史实。但无奈胡适没有高一涵活得长，后面的攻击胡适再也看不见了。

党同伐异，沈尹默抹黑胡适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北大教授还有沈尹默，也是与胡适“掐架”最激烈的一个。这位寡言少语的教授堪称一个北大奇葩。在北大十六年，没有做过一篇学术文章，却在北大长期屹立不倒。沈尹默的最大的绝招便是党同伐异，一是联合浙江同乡，如蔡元培。二是联合沈士远、沈兼士两兄弟。同是海归，留学日本的沈尹默自然看不惯留学英美的胡适、蒋梦麟等人。于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北大教授将功夫全用到了“掐架”上。

沈尹默自认与胡适、蒋梦麟结下“梁子”是在出国留学这件事上。他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认为，蒋梦麟在“五四”运动后接替蔡元培担任北大代理校长，自己便想去法国留学一年。结果遭到胡适的反对，蒋梦麟则认为是拆自己的台，也坚决不放。这件事，让沈尹默一直耿耿于怀。其实，沈的小心思早被汤尔和看破。汤在日记中称沈为“今见梦兄负重命来此，陡生吃醋之意……人心龌龊，可胜概哉!”陡生吃醋，显然是对胡适、蒋梦麟羡慕嫉妒恨。

一旦结怨，便是“掐架”恒久远。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尹默指责胡适因不满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游戏”，肆意干涉《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胡适不许半农再编《新青年》，由他一个人独编。”而事实是，刘半农是主动退出编辑部的，根本与胡适无关。

沈尹默继续指责胡适，在“五四”运动时，煽动学生签名，欲将北大拆分，并迁移到上海。同时，沈尹默不忘美化自己，称自己在北大危机时刻，果断阻止了胡适等人对北大的分裂行动。沈尹默的回忆文章中，对此段经历设置了多次对话，弄得有鼻子有眼。事实上，当时，胡适正在上海陪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访问。

要说最没人品的，当属沈尹默称胡适是“神气十足、张牙舞爪，任何人都不放在眼中，为人治学又浅薄，以后是蔡元培把他捧出来的。”

其实，沈尹默的《我和北大》一文发表前，还有一篇《胡适这个人》，后者前者比后者更丰富。但第一篇发表后，就已经让胡适大动肝火。胡适指责沈是全篇扯淡，是非常下流的小人。而《我和北大》发表时，胡适已经不在人间。

愤青伤人，鲁迅咒骂刘半农

话说这对冤家与其他几位均不同，不同之处便是鲁迅不是北大教授，顶多算是一名兼职教授，而刘半农是正宗北大教授。与高一涵“掐架”胡适似乎差不多，鲁迅与刘半农也是由好朋友到形同路人，甚至是反目成仇。说他们是好朋友，一来因为二人的性格比较相近，都比较直率，耿直，敢放炮。二来彼此欣赏敬佩对方的思想与学识。鲁迅在悼念刘半农的文章中曾说“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二人虽不是北大同事，但却是《语丝》周刊的同人。早期鲁迅是《新青年》的撰稿人，而刘半农既是北大教授，也是《新青年》的编辑。后来，两人因《语丝》走到一起。

作为一个中学肄业并在江湖上写艳情小说而闻名的作家，刘半农始终难脱俗气。或许大俗亦是大雅，但在北大这里并不这样认同。虽有陈独秀的举荐、蔡元培的破格录用，但胡适等大牌教授依然对刘半农看不上眼。在这种环境下，刘半农格外敏感。“双簧”通信一事，导演就是刘半农，虽然引起了很大反响，但也遭到了胡适等人的一致批评。虽说刘半农与鲁迅互相欣赏，但鲁迅也是一个愤青，说话更是大炮筒，甚至对朋友也毫不留情，这逐渐让两人产生了裂痕。

1926年5月，刘半农出版白话小说《何典》，请好友鲁迅给做序。这本是邀请好友捧场的事情，但鲁迅却砸了场子。鲁迅没有赞扬，相反在文章中，批评刘半农说：“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可能鲁迅觉得还是不过瘾，连夜又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甚至嘲讽刘半农的学术会导致北大关门。如此奚落朋友，刘半农不能不多想，芥蒂丛生。

随着鲁迅南下后，鲁迅与刘半农的关系更为疏远。由于此时的《语丝》已经难以为继，鲁迅竟然指责刘半农干涉杂志发行。“半农不准《语丝》发行，实在可怕。”而此时的刘半农还傻乎乎地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呢。

导致鲁迅与刘半农彻底决裂的是一则谣言，说刘半农怕鲁迅抢了自己的饭碗，极力阻止鲁迅返回北平工作。鲁迅闻讯，像发疯了一样，骂刘半农“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

北大，乃精英荟萃之地，思想意识的激烈冲突是必然现象，以上几例也并非北大教授“掐架”的全部。抛开人身互相攻击不谈，北大教授的“掐架”也是文艺范儿最强的，水准最高的。窥探北大教授的“掐架”史，除可增加茶余饭后谈资外，对国人的思想启蒙恐也大有裨益。今天的北大教授还“掐架”吗?

陈事美，本名朱光强 文史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原《财智领袖》杂志主编。文艺青年号「微信号：wenyiyouger」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