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第十章、大清朝在做什么

平心而论,在太平天国起事后,清朝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很不得力的。

毫无疑问,要完成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不仅需要睿智,更需要勇气。两位杰出的探索者金迪斯(H. Gintis)和鲍尔斯(S. Bowles)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有益的思考:考虑一套统一的原则,将经济学、社会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行为心理学以及政治学等人类行为科学协调起来;当处理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各个学科之间的模型是彼此协作的,并且能互为补充。

金迪斯和鲍尔斯成名已久,尤其是前者,曾被马克布劳格《经济学名人辞典》认为是1700年到1986年间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而且,金迪斯和鲍尔斯对马克思的分析非常推崇。金迪斯还曾于1972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号称“激进主义经济学宣言”的论文“关于福利经济学与个人发展的一种激进分析”,拓展了马克思的福利与正义理论。从关注福利、贫困、正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入手,金迪斯和鲍尔斯使用理论的手术刀,切入了复杂的社会问题。

遵循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金迪斯和鲍尔斯看来,社会本是一个整体,各学科近来形成的深入交叉和博弈论的发展,也为跨学科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因此,他们通过演化博弈理论,将生物进化论引入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中。这样,他们在回答社会科学的经典问题“社会如何可能?”时,认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是“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的结果。

这一分析思路表明了作者与新古典分析的不同。金迪斯认为新古典理论不能包含对利他行为的分析,也无法解释人的“超社会性”,即更倾向于合作而非陷入个人主义的“囚徒困境”。

为了证实这一理论假设,金迪斯和鲍尔斯联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在15个小规模社会中进行了大量行为学实验。这些实验表明,很多实验对象更关注公正和互惠,愿意为修正物质利益分配承担个人损失;同时奖励那些合作者,惩罚背叛社会规则的人,尽管这很可能代价不菲。这完全背离了新古典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在2001年5月《美国经济评论》上甫一发表,就引发了震动。“什么是理性人”这一看似显然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

但对金迪斯和鲍尔斯而言,这种对个人、社会与经济制度之间互动的强调,只是旧事重提而已——这是他们与马克思思想的遥相呼应,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理论信念。正如作者自序中所说,“这一方法虽然依赖于……现代数学,但它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回溯到古典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卡尔马克思的论著中”。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新的走向统一的趋势,毋宁说是对古典理论的回归。这本书在中国适逢其时,它为中国读者开启了一条回归古典的新道路。

《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美)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等著,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10月第一版

另外这套丛书的第二本也已经出版了,《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他》,仍旧介绍了桑塔菲学派的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等人的工作,跟进这方面研究的学人,不可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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