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末,政府跟所有的政府一样,有些末日疯狂,开始了重税。一些工商城镇出现了抗税斗争。很遗憾的是,一是政府末世了,没有时间了;二是历史源头之初的国人暴动那样的画面,在中国商业长河中再也没有出现。
明朝出现了商帮
-------------商业与商人文化系列09
明朝是贫农朱元璋同志建立的,所以立国之初对百姓还算体贴。大一统的环境配上政府政策的力度,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商业形势如下:
第一,交通运输方面。内河航运进一步发展,政府修复了会通河,此河贯穿直隶和长江流域,不仅成为封建王朝漕运的主要路线.而且也是南北货运的主要渠道。南北大运河长达1300多公里,每年有500万石粮食和其他商品北运,又有大批北方土货利用运粮空船南运。 海运方面,中国有著名的郑和下西洋。陆路方面,政府整修了驿道,运输工具以四轮大挂车为主,载重可达50石。此外,邮递业,也就是民信局出现并流行。
第二,商品经济繁荣。社会分工的细化、专业化、地域化等加剧了地区间的商业流通;商品种类增多,商品需求量增大;城市大发展,新的工商业城市不断出现;更多的农民卷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并且依赖资本市场,也就是高利贷搞经营,经营范围也在扩大中;隆庆开关后,墨西哥银元和产自日本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明代中叶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第三,商业交往方面。和少数民族设互市,对外海设有泉州、宁波、广州三个市舶司,政府实行朝贡贸易,对民间实行海禁政策:“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所以私人海商只能地下发展,但政府把他们视作奸商倭寇,一律禁剿。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中的先头部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相继摸到中国门前。由于朝贡贸易的非理性经济人性质,导致了它无法持续发展,所以,西方商国的到来,仅刺激了中国私商的发展。特别是隆庆开关后,民间海外贸易大大发展。经过中国商人的努力,从福建至菲律宾再到墨西哥,横跨太平洋的商路接通,从此,中国的闽粤商人开始远航美洲,成为世界市场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
第四,商品经济中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东南某些手工业部门中稀疏出现,在农业中也有了这种迹象。具体表现为,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主。
第五,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中形成一个新兴的中间阶层。他们由广大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构成,并且在经济生活中与政府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具体表现为,政府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监税使,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或征收商税,由此导致一系列的反矿税斗争,酿出多次大规模的兵变、民变,使得政府不得不有所退步,减轻矿税之害。表明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是有力量的,也是可以和政府议价的。所谓公民社会之希望,就在他们身上。
第六,商业投资方面,出现了合伙投资,也就是同族合伙及非同族合伙两类。商业运作方面,突破了原先的家仆经理制,出现了伙计制。商人群体方面,出现了地域性商帮,按张海鹏《中国十大商帮》里的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是明中期之后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人群体。为什么说具有中国特色呢?很简单:
其一,它首先是以血亲为纽带而形成的。我多次说过,中国的社会组织,有黑社会倾向。黑社会是模拟血亲,而中国的宗法制,是货真价实的血亲。
其二,血亲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地域亲了。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云云。所以商帮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业组织。
按张海鹏的数据,明清时期,活跃在商业舞台上的典型商帮有十个: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广东商帮、山东商帮、宁波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等。
商帮一般都有自己的会馆;有自己的图腾或者崇拜物;有自己的帮规与价值理念;有自己的主导行业等。
第七,虽然明朝也抑商,比如朱元璋规定:农民之家许穿紬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家但有一人为商,亦不许穿紬纱等。但政府也有恤商政策,且到明中叶,商贾地位有所提高,表现在,不仅商人本身可以出钱买官,而且商人的子也能读书科举。到了明末,政府跟所有的政府一样,有些末日疯狂,开始了重税。一些工商城镇出现了抗税斗争。很遗憾的是,一是政府末世了,没有时间了;二是历史源头之初的国人暴动那样的画面,在中国商业长河中再也没有出现。一句话,资本主义萌芽了,但是这棵小豆微卑脆弱了,历史也没给它空间与机会。或者说,内在的基因不良,先天就不行。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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