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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抑商

-----------商业与商人文化系列11

关于抑商的内涵，学界大略有四种观点：第一种：抑商就是抑制商业。或云，抑商就是抑制工商业。或云，抑商就是抑制私营工商业。第二种：抑商乃是抑制商人。或云：抑商乃是选择性的抑制某类、某些、某种商人。第三种：抑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第四种，抑商是指，既抑制工商业，还抑制工商业者。而我，附议后两种之和。

抑商是从战国开始的，这种思维一直贯穿到近代。那么政府为什么要抑商，是什么促使它一以贯之，让抑商成为传统呢？

（一）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第一，政府认定私营工商业与国家争利。这个对头，直到今天，国营与民营还在扯大锯拉大锯。

第二，历史条件下，自然经济形态的小农经济是最理想和最现实的经济。私营工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资源，甚而使农田荒芜，影响农业生产。这个也对头，今天，我们的农民种地，还是赔钱的买卖。因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第三，粮食短缺且掌握在私商手里，一遇水旱灾荒或战争，直接影响国本，也就是政府稳定。

（二）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

战国时期，特殊的时代导致每个国家的战略都是农战。《管子》曰：“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我们还可以再给他补充一环：地广者田多。

所以农战意味着个体小农经济与军事战争的对应关系。那个时候的备战，主要就是备粮，没有粮食，就没有一切。到了毛泽东时代，国家口号一度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仍没摆脱商鞅的农战思想。

（三）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私人工商业不断发展，资本坐大后，对传统政府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汉时，力挺国营工商业的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辩曰：“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这是说吴王刘濞呢。刘濞治吴，煮盐、铸钱、造船、打渔，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富超天子。他治下的百姓也过得比较幸福，他给他们免除了农业税，代交了力役钱，还给五保户和困难户发放红包。太富了，且深得民心，所以天子怀疑他造反，这一怀疑，不得不反，于是在他的带动下爆发了著名的“七国之乱”。

可以说，在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之前，西汉初期私人工商业最来钱的三大部门是铸钱、冶铁、煮盐。而人一旦有了钱，富可敌国了，就容易有想法。一有想法，政府就害怕了。而且，即使没想法，政府也怀疑你有想法。刘濞就是十足的教训。总之，人不能过富，过富就会有想法。直到今天，美国对于政治捐款，还有一个数额限制。虽然有人认为政治捐款也是一种表达，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政府还是认为不能让金钱无限制的说话，因为金钱本身太有魅力了，魅到穷人更不安稳。因为没有钱的人，他不痛恨钱，他痛恨有钱的人。也就是说，人没有钱，也容易有想法。子曾经曰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抑商本是法家首创独唱，但是儒家后来加入，就是基于这种理念。遂被造反的人所利用，一起事就叫喊“不患寡而患不均”，天然的具有了造反的底气与优势。一句话，你们富，我们穷，这就够了，不用找其它理由了。穷人为什么最容易被发动，原因即在此。

（四）出于社会管理方面的考虑

第一，商业意味着人口的流动。这让政府不安，政府本能地希望社会稳定到凝固静止的状态。汉代晃错说：“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墙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

第二，商业意味着信息的交流，民智的提升。这也让政府不安，政府本能地希望百姓啥也不知道，越傻越好控制。

第三，先富起来的商人危害传统社会君臣、上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董仲舒说富商大贾“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南朝刘宋时周朗上书云：“故凡蕨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所以，富商对传统社会构成了冲击。

第四，正因为钱多就是大爷，钱少就是孙子，所以商人的存在，给小农百姓形成了致命的诱惑。大家都不好好种地，十亿人民九亿商，都想过好日子咋办？汉人崔寔《政论》云：“夫人之惰，莫不乐于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然而，商业活动在时刻开民欲，刺激物欲：“今使列肆卖侈功，高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见可欲，不能不买，贾人之列，户蹈僭侈矣”。正因为如此，所以愚民、弱民、贫民、控民，就成了传统中国政府坚守的四项基本原则。

愚民好理解。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而商人治商，越治越精明。得防。商鞅说：“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吕氏春秋》云：“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事为非，以非为是”；《盐铁论》云：“商者长诈，工者饰骂”；这种遗毒一直传到近代，连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党都说：“农人于道德最高”，“工人稍知诈伪”，“商人是不操戈矛的大盗”。

弱民不好理解。我这里所谓的弱，是指民面对政府公权力所具备的抵抗合力，而不是面对外国军队时的作战能力。他们面对外敌，作战能力可能很高，但那是基于政府特定的训练与指向，摆脱不了工具与炮灰的性质，唯有面对国内公权的抵抗合力，才意味着文明之最高境界。一家一户的个体农耕方式，自给自足，造就了小农们的自私自利与不合作精神，而政府要的就是这一点。重农与抑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为中国政府的专制主义而服务的。

至于贫民，表面上也不好理解。其实很简单。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让大家吃饱穿暖而已。民间谚语云：饱暖思淫欲。也就是说，不能让人吃饱了撑住，不能让百姓过份富裕。直到今天，还有史家在分析罗马衰败原因时强调一点，太富裕了，整个社会净追求享受了，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中国这里有个度，过穷的民不精神，过富的人不精神——当然，毛泽东能让中国百姓一度越穷越精神仅是历史上的个例——让他们总在小康的门槛前打转转。

关于控民，前面三项原则，都是为最后这一原则服务的。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两千年不动摇？关键原因就在小农经济的坚挺。而商业，正如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所说：“在这样一个安定的、静止不动的社会结构中，唯一能促使僵化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是商业，只要商业一发展，商人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出现，变化就马上开始了。”

（五）出于价值观方面的考虑

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乃是儒家，而儒家强调的是重义轻利。就连白居易笔下的老妓都骂“商人重利轻别离”，似乎她不是看上人家的利才嫁给人家似的。总之，不管实践上能否做到，至少在理论维护与制度建设上，中国政府要做足抑商的功夫来！

至于中国其他思想家，也都集体约好了似的，不喜欢商业与商人。从战国到明清，大家对商业与商人的认识，基本没啥超越。当然也有个别人物的个别言论，具备一些超越意识。比如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还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结交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这叫恤商。比如王阳明说：“四民异业而同道”。有学者认为，王阳明重倡“四民”说，揭开了为工商正名的序幕。再比如黄宗羲说：“古圣王之道，以工商为专，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这个更是惊世骇俗了。问题是，这些都是空谷足音，形不成社会主流。因为与黄宗羲并列为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的王夫之，就不是这种观点。虽然他很重视商业资本，认为“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司命乃中国古代星官名，即文昌第四星，为古代读书人所崇祀，据说主宰的是功名与禄位）。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把商人视为小人、禽兽，主张向商人征收重税。总之，重商在传统政府那里，始终没有摆到台面上。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