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十大商帮（上）

明清十大商帮（上）

---------------商业与商人文化系列12

（一）山西商帮

山西商帮简称晋帮，明清时崛起，称雄商界五百年。

晋帮的崛起，乃天时地利人和所致。

所谓的天时，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出于扫清元蒙残余势力和巩固朱明王朝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沿线建立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驻防军的粮草供应及其运输成为政府很大的一项负担，于是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招商输粮措施，鼓励商人输送米粮给边塞军队。作为回报，商人们可从国家政府手里换取食盐专卖权。

所谓的地利，一是山西近水楼台先得月，相邻九边，二是山西富产盐铁丝棉等。晋商起初输粮，后来输马输铁，换取盐引。随着政权的稳定，政府将纳粮、纳马、纳铁统一改为纳银，边商的贸易活动从北边转向了内陆，战场越拉越长，他们北走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还开辟出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蒙古直达俄境西伯利亚、彼得堡及莫斯科的国际商道，由此步入了辉煌时期。到了清朝，晋商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所谓的人和，就是晋商的经商理念与经商才能。他们重乡情、重信义、重管理。勤俭、坚韧、谨慎、团结。如果不重乡情，那么他们就不会内部连线，形成地域式的商帮、联号制和股份制的商号群体，也不会在各个商业重镇留下大大小小的敦乡情联睦谊的山西会馆。如果不讲信义，他们就不会把关羽尊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并把关羽的忠信义提升为自己的商业理念，更不能把自己的生意做到全天下，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达数个世纪之久。如果不是重管理，“家有家法、铺有铺规”，他们的票号也不至于遍及中国各大城镇，并远达日本、朝鲜和俄罗斯。走遍海内外的梁启超曾感叹曰：“我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我国商业能力，常常无辞答对，惟独对有长久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人，我常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中国任何时代的商人，都免不了官商结托。明万历年间，山、陕商人通过结交官府，为他们的子弟争取了以郡县学籍参加科考的权利——政府允许在扬州业盐的山西、陕西商家子弟参加科考，打破了商家子弟不得仕宦为官的传统。清入关前，在张家口的晋商就与满族政权有交情，甚至给他们提供情报。所以清政府与晋商关系非同一般。康熙时期，清政府又下了捐纳令，高兴坏商人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没有私有产权意识，只有官府作恶的空间，别说区区财产了，就连尔命都说没就没，所以山西商人踊跃捐官。有一家五代三十多口人都买官衔的。如果说西方商人的资本运作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让资本生产利润的话，那么山西商人捐款买官是有着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的，最低目标是借权力来保护财产、保护利润、增加安全系数；最高目标便是增加财产、增加利润、延长安全期限。此乃中国官商形成勾结传统的终极原因吧。

如果按经营范围分类，晋商有盐商、粮商、丝绸商、棉布商、冶铸商、金融商、木材商等；如果按区域与行业分类，其内部又分了诸多帮口，如太原帮、当帮、核桃帮、汇票帮等；如果按内部经营方式，它们又有联号制（相当于西方的子母公司）、股份制（既有银股还有身股）、经理负责制（东家不管事，雇用专门的经理负责，就是东家的三爷，少爷姑爷舅爷们也不得管事）、学徒制（学徒须由亲人介绍，保人作保，经面试后进入，再经资深业务人员担任老师培养其专业技术及职业道德，出师后步步考核，渐渐高升）。

先富起来后怎么办？第一购卖土地；第二是窖藏金银；第三是买官；第四是奢侈消费；最后才是商品生产。这也是中国商人的传统弊病吧。不过，山西商人最牛的一个商业行当是票号。因经营会票而得名，史称山西票号，总号都设在山西省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县，其在各地的票号遂分别称为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晋商因此而名声大振，财源滚滚。问题是，太有钱了政府就要打你的主意，动不动要求晋商捐输摊献，加上清末国内战争不断，国外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清政府自办户部银行（大清银行），所以清末时晋帮即开始衰落，只有票号坚挺；辛亥革命后票号也开始衰落。十年之后晋商几近销声匿迹。

（二）陕西商帮

陕西与山西近邻，风俗习惯接近，因而在经商活动中形成了结合的传统。人们通常合称他们为“西商”，或“山陕商帮”。比如会馆常由两省商人合建，称山陕会馆。在扬州，也是山陕两地的盐商子弟可共同参加科考。

陕西商人整体实力与名号比不上晋商。但经营范围也很广泛，盐业、茶业、毛皮业、水烟业、药材业、当铺、钱庄、高利贷，一样不少；实力也不可小觑，经营时敢用赊购方式，足迹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先富以后的毛病也与晋商一样，特别是窖藏金银在李自成起义时，肥了这帮贼人。

（三）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下辖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在外埠经商的商人。兴起于明末清初，但后来居上，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称雄商界。

濒临海口及政府政策的原因，导致宁波明朝以前盛行海外贸易。唐代时期，宁波（明州）就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了。宋代时期，明州成为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的启航地。明朝时期政府行海禁政策，只发展官方的朝贡贸易，伴以勘合制度，规定明州只许日本贡船入港（朝鲜改走陆路），导致宁波兴起了走私贸易。宁波府所属的双屿港、烈港、岑港，成为民间走私商人最活跃的地盘。但是政府把他们称作倭寇，典型代表就是王直。现在一些国人一听倭寇，还把王直这样的商人目作汉奸。其实是政府奸，王直只不过争一个贸易自由罢了。为了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为了维稳，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海外贸易与海商，于是宁波商帮开始转向国内经营，并且在明末结成商帮。康熙二十三年（1684）政府开海禁，行四口通商制，宁波即为其中之一，所以宁波商帮大发展，除了原先的药材业、成衣业、银楼业、海味业、粮糖业之外，又发展出一个特别牛的行业：埠际间的沙船贩运贸易（后来由沙船业又扩展到了轮船航运业）。靠这个挣钱后又迅速攻占钱庄业和银行业，上海的钱庄与银行市场基本上被他们所操纵，甚至清末的近代商业组织——上海总商会也由宁波商帮控制。他们讲乡谊敦睦谊，在各地设立会馆公所，联手开拓根据地，抢战市场，遍布国内国外遍，除了原先的传统行业，新式行业，比如进出口贸易、日用洋货业、呢绒洋布业、钟表眼镜业、五金颜料业、西药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及各种新式服务行业，到处都少不了宁波商帮的身影。可以这么说，鸦片战争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宁波帮都是商业舞台上最强劲的一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宁波商帮中的一部分转移到了海外，香港、日本、欧美等地成了他们新的落足点。直到现在，宁波商帮在海外的声威不减当年。

（四）山东商帮

山东是历史上著名的重灾区。

一是人口重灾区，人多地少。事实上人口过剩一直是中国的传统死结。每逢旧朝末年，战乱哈灭一部分；可是新朝休养一下，人口就又成灾了。甲午海战时期，西方媒体想当然地描述“中国军队人数如同蝗虫般多”。甚至有美国报纸计算说：即使日本人每天杀掉一千名中国人，要杀光中国人也要一千五百年之久。以清朝为例，清初人口5300万；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国人口1亿，耕地74000万亩，人均7.25亩；乾隆七年（1742）人口1.5亿；乾隆二十七年（1762）2个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3亿；道光十四年（1834）4亿，耕地114000万亩，人均2.84亩。山东有些县，每人平均耕地不到三分。按西方人估算，山东地区五口之家拥有15亩地才能维持生存（每亩地收六七斗就叫丰收）。

二是战乱重灾区，不管是陆路，还是水路，山东都是南部及中部各省进京的必由之路。问题是好事也会变成坏事，非稳定时期，你就倒霉了。可以说宋朝以来山东就是战乱重灾区，就是响马都比别省出得多。比如众所周知的梁山好汉及后来的义和团。

三是自然重灾区，水灾旱灾虫灾不断，十年九灾是家常便饭。

上述诸多原因导致山东以流民居多。流民中一些有头脑的借用山东的水陆之便自然就成了商人。

明中期，山东商人逐渐增多；到了清代，山东商帮崛起，特别是登、莱、青三府，史称胶东帮。不过就整体实力与经营范围来讲，比上晋商、徽商还是差了一些。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