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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十大商帮(下)

---------------商业与商人文化系列14

(六)福建商帮

福建商帮以海商为主。它初兴于晋唐,经过宋元时代的发展,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

福建背山面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唐末,陆上“丝绸之路”衰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除了广州,福建泉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由宋末至元,泉州地位甚至超过广州,被誉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

明朝,政府实行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民间片板寸货不得入海,走私商贩遂逐渐兴起。由于与欧洲海商海盗的竞争,更由于要应对来自背后,也就是中国政府的高压与严禁,所以福建商帮也意味着武装商帮。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很不满意,中国政府规定他们十年一贡,每次船不得超两艘、人员不得超二百,虽然他们经常找各种借口超限上贡,但远远满足不了正常的贸易频率,于是中日商人互相结合,不让做生意,就给你们骚扰,政府不问清红皂白一律称他们为海寇、海盗甚至倭寇,于是中国诞生了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其实,如前所述,他们大都不是什么寇,无非是争取贸易自由的商人而已。所以倭冠在东南沿海此起彼伏,浙东消停了,福建起,福建消停了,广东起。嘉靖四十三年(1564),倭患大致消除。在一些官员的建言下,隆庆元年(1567)政府终于开关,准许商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互市。虽然规定商人下海必得向政府申请引票,且在船只数目、贸易地点、人员货物等方面都有限制,对日本倭奴更是严格禁绝,但毕竟由非法的地下状态走向了公开的正常贸易,所以福建商帮大大发展,而且发展出了专门针对日本的犯禁商帮,如著名的郑芝龙集团(郑芝龙甚至娶日本女人为妻)。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抚,并借这种优势吞并了其它商团,建立了海上郑氏王国,福建乃至东南沿海各省所有海舶船只,没有郑氏令旗,不得私下往来,每过一船得交保护费,每年收入达千万。可惜好景不长,江山易主,满清入关,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反清,后退守台湾,政府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福建商业遭遇沉重打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郑氏余脉不存。康熙二十三年(1684),福建泉州衙口人靖海侯施琅等群请开放海禁,为朝廷所采纳,并在厦门设立海关,福建商业元气渐渐恢复,厦门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对外贸易港口。只不过,过去的时光不再来,东南海上王国已被西欧各国的东印度贸易公司所掌控,福建商帮再也恢复不了明朝时期的荣光了。特别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优势渐渐不再存在,伴随着这种逆差蜂涌进中国的,还有一种新的走私品:鸦片。于是福建商帮里多出了一个群体,鸦片走私商。

(七)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是成形于太湖中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的商人集团。洞庭东西山位于今苏州市西南,原是太湖中面积最大的两座岛屿,由于泥沙淤积,东山的东北现在已与陆地相连。东洞庭一名莫厘山,一名胥母山,因在洞庭山之东,故明时始称东洞庭。西山古称林屋山,又称包山、禹迹山。

当时的洞庭两山处于太湖之中,对外交通全靠水路,老弱妇幼皆善操舟弄戈,加上太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明朝谚语云“太湖熟天下足”,除了粮食作物外,其它物产也高度商品化,所以洞庭百姓占有先天的商业优势。明时,洞庭商帮兴起。冯梦龙《醒世恒言》中说: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因此当时也有“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谚语,可见势力之盛。洞庭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有:第一运河沿线,这个区域又可以分为两块,即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第二,长江沿线,此乃洞庭商帮最为活跃的一个地区。第三,通商口岸上海重镇。鸦片战争之后,在长江沿线与运河沿线活跃的洞庭商帮就开始转战上海了,特别是太平天国之乱加重了这种转战。他们或者充当外国银行和洋行的买办,或者自己开办钱庄和银行,当然也经营自己的老本行丝经和丝绸业,同时经营洋纱洋布业,甚至开办工业企业,开始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

(八)江右商帮

古时,“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所以明清时期多将江西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或“江右商帮”。

两宋时期,江西就是经济发达地区了。但是经济发展也会伴随一些弊病,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二是官家赋税严重。所以明朝时期江西人口外流严重,其中一部分转而成了商人,所以江右商帮的特点是人数众多,操业甚广,活动地区广泛,资本分散,渗透性极强但竞争力较弱,小商下贾极多。时人曾拿徽商与江右商做过比较,说: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也说明了江右商帮多从小本买卖起步的特点。

江右商帮经营的行业有:粮食业、茶叶、瓷器业、布业、纸业、木材业、烟靛业、盐业、典当业、书业、杂货业等。

鸦片战争后,江右商帮优势不再,走向衰败。

(九)龙游商帮

龙游县位于浙江中部偏西南的地方,南北环山,自西至东,只有一线溪河以行舟楫,上达江(山)常(山),下通杭(州)绍(兴),为忂州府要道,地当浙闽皖赣四省要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丰富物产,给龙游商业提供了诸多优势。龙游商帮行业范围大致有:纸商、竹木茶油漆之类的山货商、药商、珠宝商、海商。

龙游商帮并不限于龙游县,实际包括了忂州府西安、常山、开化、江山、龙游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最多,经商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之名。龙游商帮发端于南宋,鼎盛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衰落于光绪以后,为宁绍商所取代。

(十)徽商

所谓徽商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下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6县的商人集团。

徽州地处皖南丛山峻岭之中,当皖、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风景优美,但可耕地很少,随着战乱及人口的南迁,人口反而不断增加。虽然耕地不足,但当地物产丰富,有杉木、竹子、茶叶、陶土等。至于当地的手工业,号称文房四宝的纸墨笔砚闻名全国,还有工艺精良的漆器,再加上徽州境内新安江便利的水系,所以徽州人很早就开始了经商,明朝时终于形成一个商帮集团,清朝时达于极盛,清末开始走向衰落,红顶商入胡雪岩的命运就是绝好的写照。

就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贾人数之多,徽商在十大商帮中堪称牛耳。时人曾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即推山右。”新安是徽州古名,山右为山西的别称。所以徽商与晋商乃为商界两大劲旅。

徽商之所以坐大,除了当地自然条件外,还有人事上的诸多原因:第一,南迁过来的好多移民直接就是富户,所以靠商业起家不愁资本。第二,资本雄厚,大规模长途贩运,善于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第三,借助封建特权致富,比如不惜高价获得行盐专卖权和利用牙行制度垄断市场。第四,经营高利贷业。第五,一个人先富起来,帮助其他人后富。所以徽州大富商多,又带动诸多小富商产生,雪球越滚越大,实力越来越强。

比上其他商帮,徽商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具有浓重的儒商风采。因为徽州乃中国大儒朱熹的故里,素称“文献之国”、  “礼义之邦”,儒家的思想道德在这里占有特别祟高的地垃。徽商除广设学校、书院宣传儒家思想外,还在家典、族规中对尊儒作了多种明确规范,所以以儒道经商就成了徽商商业道德的主要内容,第一,诚字当头,摒弃智、诈、奸、巧、机等法术。第二,信义无价,童叟无欺,重视商品质量,杜绝假冒伪劣。第三,以义为利,徽商大多重义轻利。不取不义之财。第四,仁心为质,不乘人之危,不困人于厄。这些商业道德的恪守反过来也增强了徽商在商业舞台上的竞争力。

徽商资本流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购置土地,这是中国传统商人的老毛病,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第二,奢侈性消费。第三,建祠堂、修坟墓、续族谱、购置族产和族田。第四,设义学,办书院,扶植文化事业。第五,均分遗产。

徽商的衰败原因:第一,商业资本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第二,封建体制下繁重的赋税捐输、赈灾助饷、无端勒索。第三,政府整顿盐业,废除盐业垄断特权,盐商乃徽商龙头,开始走下破路。第四,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兵锋及于皖南的徽州,给予了徽商致命一击。第五,徽州另一大产业,茶业也开始萎缩,一是内销市场丢失,各地本土茶叶竞相取代徽州茶叶,二是外销市场没落,印度日本产茶日盛,且价格优惠。这一切导致徽商在商业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当然也有部分徽商成功转型,民国时期直到解放前夕,走向了民族资本家的道路。只不过作为商帮,早已是黄花凋零了。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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