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造假基础上的“揭弊”都是不可取的——甚至可以说,这是比“游客综合症”更不文明的行为。
文/廖保平
如何养老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中国古代,在“以孝治天下”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尊老敬老理念下,也很注重养老,早在周代,《礼记·王制》就细记载要关心老人的生活起居:从50岁起,供给其细粮;到了60岁,要准备隔夜的肉食;到了70岁,要增加副食;到了80岁,要经常供奉珍馐美食;90岁的老人,因行动不便,饮食没有规律,要在床前伺候,随时满足其吃喝,老人出游,要带着食物跟着。
为了鼓励人们赡养老人,周代实行相应的减免徭役政策:“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就是说家里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家中一人徭役;家里有90岁的老人,则免全家徭役。
周代还针对四类老人,给予“国家养老”的待遇:类似公民道德楷模的“三老五更”;类似烈士家属的“家中之老”;类似离休老干部的“致仕之老”;类似五保户的“庶人之老”,政府拿出钱粮来给他们养老,带有奖励和照顾的意思。
此外,周代还实行“养疾之政”的“免费医疗”,在官府专设“掌病”一职,负责给老人“问病”,有公职者,70岁以上3天一问;80岁以上两天一问;90岁以上每天问一次;对民间老人,每5天问一次,足见当时的老人多么受敬重,晚年生活应该过得不错。
周代的给食、免徭役等养老政策被后世所继承。比如汉代文帝刘恒即位当年下诏:“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再加赐帛二匹、絮三斤。”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有如此多的米肉酒,家人也跟着享受,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汉代还规定, 56岁以上的人,可以享有相应的老人保障权益,如免除赋税;家里有90岁以上的老人,全家可以享受免除徭役。为保证家庭养老的落实,规定不赡养老人者或被“弃市”。还专设“赐杖”制度,凡是70岁以上的老人,皆由朝廷授予王杖,执有王杖的老人即使触犯刑律,只要不是首犯就可以免予起诉,是为“虽有罪,不加刑焉”,体现出对老人的特别优待。
到了唐代,养老制度更趋完善,首先是继承了汉代给老人“赐杖”、“免税”等做法。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太宗在“即位赦”中曾特别提出,“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以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齿”。所谓“尚齿”,就是尊老的意思。
为了防止出来“空巢老人”,在法律上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意思是,家中有老人,子孙不能远走他乡,让父母成为,否则要被治罪。
唐朝还实许过“补给侍丁”制度,官府免费给民间老人安排护工(侍丁)。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户令规定的配给标准是:“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给百岁老人的护工增至5名,免除家人照顾老人之忧,可以想见,家家户户都会尊老敬老爱老养老,老人的地位十分尊荣。
唐代还注重精神养老,当时叫作“色养”,是指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不能让老人不开心。一代名相房玄龄就是这方面的楷模,《贞观政要·孝友》称,房玄龄“事继娘,能以色养,恭谨过人”。
此外,源于南北朝时期的专门养老机构“孤独园”,在唐代得到了推广,尤其到了宋代,这种或称“福田院”,或称“居养院”,长称“养济院”的官办慈善性质的养老院越来越多,甚而民间也兴修养老院,养老事业可以兴旺发达。
元朝虽然是一个外族建立的政权,但是主政者心仪汉文化,大量采用汉臣治国,在汉臣刘秉忠的建议下,元世祖忽必烈遂建立收养救助制度,在当时各路设立养济院一所,救助、收养“诸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穷而无告者”。
明、清两朝的养老院仍如南宋、元朝一样,称为“养济院”,朝廷继续发展官办、民办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养老机构。明代朱元璋上台后,曾先后两次颁发诏令,实行孤贫老人终身养老。一次是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一次是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他还继承汉代的“赐杖”制。
清朝除了部分继承古代的养老制度,重视古老的“赐食”制度上,多次大摆“千叟(首)宴”,尤以乾隆年间为盛,请全国各地的老人到皇宫里去吃大餐,以此显示皇帝治国有方,太平盛世,并表示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虽然“千叟宴”有作秀之嫌,但确实可以引导全社会尊重敬老爱老养老。
总之古今比较,我们真有点汗颜,应该多向古人学习如何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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