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手术》第四集

不得不承认,鲁迅在精神气息方面确实有与毛泽东相通的地方,比如痛打落水狗,比如一个也不宽恕,比如睚眦必报,比如只要以为自己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

《小手术》第四集

端木赐香《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平的精神世界》摘录(四)

56. 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从延安回归上海。鲁迅给他大发左联中共负责人的牢骚,他呢,估计又给鲁迅大讲革命形势了。总之,据友人回忆,冯雪峰讲得正在兴头上时,鲁迅给他来了这么一句:“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吓得冯雪峰赶忙回:“那不会,那决不会的!” 鲁迅这么说,固然一半是玩笑,但另一半绝对是认真。众所周知,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虽然加入了陶成章的光复会,但他与好友许寿裳背后论起陶成章来,那也是一针见血的:“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就连书呆子周作人都能看出陶成章无非是“明太祖一流人物”。 待刚到上海,跟一帮革命作家争论革命文学时,他就说这帮人“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 鲁迅的预言,都多么的精准啊,绝对是“革命来了,快跑”!或者“革命来了,杀你全家”!

57. 1936年6月,鲁迅收到了宋庆龄的信,告知他:“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您,革命需要您!” 如果大家能回忆起前述鲁迅在广州,收到学生信件,说“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之时的那种不屑,当会想到鲁迅收到宋女士此信,也会很不受用的:敢情为了你们的革命,我的身体、性命都不是我的,归你们了呵!

58. 病中的鲁迅不但得与所谓的托洛斯基派斗争,还深陷左联之后中共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的口号之争。文艺家协会死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报告和王明宣言的宗旨,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呢,则提出一个长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双方为此大打口水战。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比赛谁更忠于苏联,忠于国际,本质上根本没啥可争的。用李劼的话来讲,骨子里都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旨意,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把日本军队吸引到中国来,不让他们进犯苏联。

59. 1936年8月,徐懋庸还来信批评鲁迅,有气无力的鲁迅挺着病驱,花了四天时间作了长长的回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是鲁迅生命旅程即将结束时的文字。在这篇长文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回复有三段。第一段:“据我的经验,那些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第二段:“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启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汉奸,官方派来的。”第三段:“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其一,鲁迅的经验太精准了,如果鲁迅不死,去了延安,或者活到了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那么他会有更多的机会观摩革命与反革命的绞肉机运动。其二,所谓的四大汉子:田汉、周扬、夏洐、阳翰笙,经鲁迅这么一恶心,可是出名了,遇到文革绞肉机,都没有好果子吃了。中国历史真是恶作剧。其三,鲁迅在上海与这帮“唇红齿白”的革命文学家的十年争论,就是后来文革的一场彩排,中国文人所具有的栽赃陷害、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捕风捉影、诛心审判、正义戾气等特异功能,全都有所体现!

60. 鲁迅什么时候与大众站一起了?他写祥林嫂、写阿Q、写华老栓给儿子吃人血馒头,哪个不是杀戮民众的?用他的话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61. 在鲁迅这里,军阀、论敌、民众,都是他横站的对象!他说:“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62. 革命、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家,都是他不屑的。在上海,之所以有所掺乎,一是中共的统战;二是孤寂;三是无所选择,既然选择了对着国民政府横战,那么就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四是既没去延安也没去苏联,也就没啥发现,晚年有所发现,于左联解散后不再加入任何组织,但生命旅程也即将告止。这一切导致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设问:鲁迅如果活到新中国,政府会怎么对待他?其实我更关心问题的另一面:鲁迅如果活到新中国,他会怎么对待自己?政府怎么对待那是政府的事儿,自己搞了一辈子,最后搞得自己都站不住了。既然不能像胡适那样未卜先知一走了之,那么会不会像老舍那样自沉湖底?

63. 鲁迅精神也就罢了,把鲁迅与孔夫子并列,可能要气死哥也么哉了。1935年鲁迅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恶心孔子死了之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不但被人戴上“大成至圣文宣王”这种“阔得可怕的头衔”,甚而还有“摩登圣人”的随机使用功能,但终归不过是权势者手中的“敲门砖”。老百姓再傻也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和民众并无关系”。 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他本人竟然也被扛到神龛中端坐去袅,境遇与孔子不差多少。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百姓不知道那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还以为鲁迅是自己的!

64. 不得不承认,鲁迅在精神气息方面确实有与毛泽东相通的地方,比如痛打落水狗,比如一个也不宽恕,比如睚眦必报,比如只要以为自己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这一切都可以给毛式话语中的造反有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意识形态提供理论支撑。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相通,李劼才有了《鲁迅: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之说,按李劼的意思,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四大最具实质性的栋梁架构”,但能通向毛泽东的,唯有鲁迅一人。他认为,鲁迅之于毛泽东,正像韩非子之于秦始皇,只不过韩非子提供的是权术,而鲁迅提供的是话语而已。

65. 1951年冯雪峰写下《党给鲁迅以力量》,光看文章名字就可以断定,鲁迅被那个了。常言说人走茶凉,但是人走了茶还可以被人重新泡的,用的啥水还不是随人意?事实上也就是因为鲁迅走了,冯雪峰才敢有如下的说辞:鲁迅先生非常信任地接受中共对他的领导,承认中共是他应该和愿意服从的唯一的领导者,并且由此成为中共在文化战线上的一面伟大的旗帜;鲁迅虽然没有加入党,但是党性很高的,就实际上的关系,党与他就是党与党员的关系;鲁迅为嘛党性那么强?原因就是他从心底里爱我们的党,一提起毛主席,他那种向往和亲爱的神情,啧啧;病床上的他有一天跟冯雪峰表态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鲁迅就这样成了不是共产党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红小兵!

66. 我相信只要鲁迅活着,许广平就不会这么信口开河的,这也叫娶妻不淑吧。试看她1959年的回忆。她说:“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胡适为首的一些洋奴文人、‘正人君子’、‘学者教授’之流,投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怀抱”,“而以李大钊、鲁迅为首以及与他们具有同样见解的不甘屈服的人们,通过《新青年》和青年们组成一条看不见边际的无形战线,奔向革命,投向光明。”“他自己心甘情愿地愿意做—个听取将令的革命军的马前卒,所以他能够在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担负起一个光荣的革命战士的工作。”

67. 他在1927年有过一篇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心意思就是说,文艺家与政治家根本不是一码事,“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因为这妨碍人家维稳,所以文学家的结局不是逃亡国外,就是在国内等着被割头,俄国除此之外还有充军西伯利亚;至于中国,“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 1928年,他说成仿吾那帮上海的革命文学家要是像列宁那样革命成功了,那他鲁迅“至少也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  1934年致曹聚仁的信中,开玩笑说幸亏自己没当医生,因为学了两年医理,拿着听诊器给人听胸,健者病者,自己居然听得一样,“今幸放弃,免于杀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杀。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瞧瞧吧,下放劳改,扫马路清厕所,充军杀头,这些玩艺儿鲁迅都设想到过!

68. 毛泽东曾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是就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次上海干部会议讲话里,毛泽东恶心了顽固右派孙大雨:“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看看毛泽东这段话,我们就知道,鲁迅的骨头再硬又能如何?阎王都换成人家的了!

附:

端木赐香:《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的精神世界》,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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