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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术》第六集

端木赐香《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平的精神世界》摘录（六）

最后，画蛇添足，简单谈谈我对鲁迅的评价吧：

第一，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个主将的特性乃是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二合一。如果说文学革命仅仅体现在文学之形式也就是白话文学的话，那么鲁迅的白话文学还有文以载道的一面。有些文学评论家，站在纯审美的角度，对鲁迅的文字评价并不高，相反，他们认为他还不如他弟呢，他弟周作人至少是唯美的、人性的、人道的！

就我个人来讲，我很欣赏鲁迅文学所载之道，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人经常混淆这两个概念，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比如琴棋书画等等至少还有审美的一面，而中国文化传统比如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等却全都是与普世价值不兼容的——的强烈否定。虽然某些方面难免矫枉过正，难免走得峻急，但总的来讲，投枪的方向是对头的。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文化的灵魂是人，所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揭批，又体现在了他对中国国民性及人性的认识，很洞透很深刻，当然有人称之为世故。

不管怎么说，少年的家道中落，让他看透了世道人心；青年的出外留学，加强了他阅人看世的敏锐；本土的绍兴师爷风水，让他的文字具有了刀笔吏的风采；两年的学医经历，让他的文字有了手术刀般的冷峻；日本的人文土壤，让他服膺了尼采式的个人主义和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这一切，综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文学的鲁迅。

第二，鲁迅服膺的是尼采式的个人主义和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追求的是个人自由与独立表达，但他却不是欧美式的自由主义者。要说局限性，这个才是他的局限性吧。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胡适，其特性一是多元的价值理念，二是多元价值理念下才会具有的宽容意识！鲁迅既没有多元理念，更没有宽容意识，这一切构成了他的精神气质，那就是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宽恕……这也是包括毛泽东、甚至红卫兵都能从鲁迅话语系统中抽取对自己有用的资源的主要原因。

第三，五四之后，当时的精英分子主要有两个走向，一个是制度建设，一个是文化启蒙。

制度建设方面，陈独秀李大钊对于苏联制度的向往，属于强行移植，或者凭空嫁接，李大钊因为勾结苏联推翻政府的行为被张作霖政府论作煽颠罪处死了，陈独秀晚年醒悟了，所以都属于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真正具有建设意义的，当是胡适那条，远承辛亥传统的英美式的宪政诉求，近启台湾蒋经国政府的宪政转型。

文化启蒙方面，就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了。可以说直到1925年，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还在强调:“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

鲁迅这两段话里，信息量不少。奴才主持家政云云，与胡适那句“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经典名言高度重合，说明，胡适是在文化启蒙的大背景下，走向了制度建设；而鲁迅是在文化启蒙的潮流下，一路走向了文化启蒙的纵深处，不相信拒绝改造国民性的国民能玩出什么好制度来。至于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他是同样的轻蔑，认定他们是新瓶装旧酒！

对于中国，不管是近代的路径选择，还是未来的路径选择，我都是认定，制度建设与文化启蒙，不可偏废任何一条。正如亨廷顿的那个观点：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林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人听了挺不得劲儿，非得给人改成：有什么样的政府，才有什么样的人民。鸡与蛋固然分不出谁是第一因第一力，但是人民与政府，站在历史的长河段里，却不是鸡与蛋的关系，总是先有人民，后有政府的。一句话，中国现在的状况，就是两千年来中国人民努力的结果。这一点，你是不可否认的。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儿女；中国人民非得把自己当儿女，把政府奉作父母；别人都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到我们这里，成了有什么样的儿女，才有什么样的父母。我不知道，这对我们娇嫩的自尊心倒底是慰安，还是进一步的伤害。总之，下一步的落脚点，怎么着也得双管齐下，制度建设与文化启蒙双头并进！

就我个人来讲，我喜欢胡适的为人与制度诉求，当鲁迅批判祥林嫂、华老栓、阿Q、孔乙己的时候，胡适正在呼吁《争自由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人权与约法》、《好政府主义》等；我也喜欢鲁迅对国情民性的洞透与批判，当温和的胡适成为众人口中“我的朋友胡适之”时，孤独的鲁迅正以决绝的姿态，杀向愚民昧众，甚至不惜自剖“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只不过我有一点不喜欢，鲁迅骂胡适帮闲的时候，至少要想想，自己都坦承自己无意之中做过帮凶，也是食人族中走出来的一员，又何必骂人帮闲？

意图伦理方面，鲁迅与胡适都是希望中国一路走好的；但是责任伦理方面，我要对胡适喝彩。因为胡适的思路一直是清晰的，实践也是良好的；但鲁迅却一直是矛盾的，死后更被人当作了政治工具。鲁迅不喜欢革命，国民性批判也属改良路径，但是他半路上总向剑与火的革命抛媚眼，喜欢全盘推翻。所以胡适推动制度改良的作为，在他眼里就成了不可容忍的帮闲。鲁迅是写过娜拉的，也认定娜拉出走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堕落，当妓女什么的；一个是回来，重新做笼里的小鸟。但是鲁迅就没有想到，全盘推翻，新制度也没啥好果子，所以晚年的他才会对苏俄制度产生向往，说什么“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胡适就能看出，什么空前的社会制度，简直是空前的地狱；而鲁迅，估计只有地狱里亲走一遭，才能达到胡适的理性认识之高度吧！

逝者长逝矣，来者犹须追。我的意思是说，鲁迅、胡适这一代人走了，但是我们未必能追得上他们。马勇老师说，百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大轮回。我想说的是，马勇老师太厚道了，哪里是轮回，简直是倒退嘛。其它不说，现在的知识分子，能超越晚近以来的知识分子么？前有康有为梁启超，后有鲁迅胡适之。我们连还原他们，给他们一个公允的评价，都倍感吃力与阻力呢！

附：

端木赐香：《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的精神世界》，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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