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废党风波

1915年，袁世凯最终还是决定重返帝制。

时机似乎变得成熟起来。过去的一年，他解散了国会和各省议会，停办了各地方自治会，修改约法，实现延长任期的总统制，并推行报刊审查制度。叛乱的白朗已在围剿中身亡，革命党领袖则几乎全部逃亡海外，接受日本的荫庇。袁世凯的权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稳固，民初各省的自治现实，在不得人心的二次革命之后，开始逐渐被中央集权所取代。

袁世凯致力于削弱各省的军事权力，打造文官政府，并推广免费的初小教育。他做了很多改革，显示出一个政治强人非凡的抱负。改革所带来的成就，和权力日渐集中所造成的幻觉，最终让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复辟帝制。它产生的现实后果是——众叛亲离，袁世凯在狼狈地放弃称帝后，又病死在总统宝座上，这加深了这场帝制实践的悲剧和荒谬性；而随后100年的时光中，这个一步走错全盘皆输的政坛博弈高手，再也没能摆脱加诸其身的各种骂名。

1915年是一个首尾呈现巨大落差的年份。年初，袁世凯志得意满，虽有日本的外交压迫，但其在内政上所展现的成绩颇为可圈可点。接下来有筹安会的运作，和他在个人理念与野心的支配下难挡诱惑的称帝。可到了1915年底，曾经的支持者蔡锷已在云南举起反袁大旗。这个皇帝梦，给袁世凯的时间委实是太短了。

在筹安会发起帝制研究和劝进之前，袁世凯还曾有“废党”的试探。这是恢复帝制前相当重要的一个行动迹象，但在相关研究袁世凯称帝的文章中，却较少被提及。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废党”动议最终不了了之，但亦说明对那一段历史的发掘，尚有很大空间。

1、“司法不党”

“废党”作为一个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1915年初。北京政坛的上空，此际正漂浮着独裁的气味。一如康有为稍晚在劝袁世凯退位书中所言：“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皇帝，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

《申报》最初觉察到“废党”这个动向，是在1月11日：“北京电 袁亲发策问，题试各参议，问中国与政党之轻重利害。”第二天，另一则电讯则做了更准确的陈述：“北京电 政党策将令各机关各答一通，非专试参议。”

袁世凯已要求参政员和各机关要员，研究政党存在的利弊，存废问题进入议程。

在第二天刊发的二版时评（相当于社论）中，《申报》重点就“国家与政党孰重”表达了观点：“不有国家，安有政党。国家重之说，固尽人而知之也。虽然，不有良政党，安有良国家？重政党者，亦非无说也。盖政党之义，本为扶助国家而生，非为被坏国家也。故破坏国家者，不得谓政党。而不破坏国家之政党，重政党，即所以重国家也。此两重之说也……”

虽然讲究了辩证法，但毕竟将国家视作政党存在的前提，故该文在接下来强调“国家至尊无上者也，破坏之者，谓之叛党”一点都不意外。这其间有明确的所指。国民党领导“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以“叛乱”为由，解散了国民党。国民党失去了合法政党的身份。

解散国民党的时间是1913年底。一年之后，袁世凯重新打量“政党”的意义，到底剑指何处？

袁世凯1月10日下发的大总统令，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这一政令，是因内务、司法两部一篇呈文而起。该呈文希望就审判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加入政党一事，请大总统发文申诫。

袁世凯下发的文令称：各省县知事暨各道暂设审判上诉机关，审理词讼。各工作人员于此项司法事务，就其管辖范围以内，均有判决执行之权——亦即兼有法官资格。因现在法官业经严禁入党，所以各位工作人员也自应按照“禁止法官入党办法”，一律执行，概不得加入政党。此前已经列名党籍的人，应予脱党。如查有阳奉阴违，仍由内务部和司法部随时呈请惩处，并要求各地方长官一律严行申儆，以重司法而防流弊。

这则政令透露出一些有价值信息。清末的时候，地方行政长官兼掌司法的状况就开始改变，而袁世凯就是其间改革和完善司法制度的领风气之先者。辛亥之后，袁世凯也致力于推动司法现代化。因有些县尚未设普通法院，故1913年设立审检所，由县知事执行检察事务，由帮审员负责审判。1914年这个制度被废除，《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于4月5日发布，未设法院的各县司法事务“委任县知事处理之”，审理案件时，县知事可以设承审员作为助理。在1915年初，虽然部分行政官员尚未彻底与司法业务切割，但执政者已按照法官的标准在要求他们。

“司法不党”是袁世凯政府践行的一个原则。禁止法官入党的法令是在1914年2月14日实施的。1915年1月10日这一天，袁世凯只是要求在各地暂设的审判上诉机关，工作人员也得遵循不得加入政党的禁令。

《申报》针对这则大总统令，还特地刊发了一条杂评，名叫《禁入政党》，作者署名“讷”。

这篇文章说，政党非用情之物，但我国政党每用之于私情，故其祸至于如此之烈，被官场视为大戒，而政党本身亦遂“奄忽以亡”。

“今者议会之选举将复兴，政党宜乘机以复活，然返观各省之人，漠视如故。即通都大邑，间有挂一二政党招牌者，亦寂寂然无生气。而官界则已以传染为虑，故于各地上诉机关之设，亟亟防机关中人之入党焉。其实今日之政党，即在商学各界，犹避之唯恐若涣，况思做官者耶？！请禁入党可谓过虑。”这篇文章的意思其实是说，根本没有必要禁止上诉机关工作人员入党，因为党籍本身已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之物。

《申报》是当时的民间主流大报，从这则评论可以看出政党的颓势。舆论最初关心的更多是司法人员的党籍问题，而对电讯中袁世凯所策问“中国与政党之轻重利害”背后所隐藏的“取消政党”趋向，并无足够的警觉。

“政党每用之于私情，故其祸至于如此之烈”，从这句话中，也可看出作者相当看重政党的负面效应。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这中间一方面固然有传统文化“君子不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民初政党的纷争乱象，的确也给了很多观察者不佳的感受。

2、“政党”两字不挂人齿久矣

政党纷争在民初给公众造成颇为恶劣的印象。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对此有很精彩的描述。到了1915年，国民党领袖多因二次革命失败而逃亡，而袁世凯加紧对国内异见和暴乱分子的镇压，导致各政党出现“奄忽以亡”的景象。但即便如此，报章上仍多见党争消息。

在“请禁入党可谓过虑”的评论刊发两天之后，1915年1月14日，《申报》上至少刊发了两条与党争有关的负面信息。第一条刊发在第六版上，题为《赣政党两派之纷争》，说的是进步党在江西的内部斗争与分裂。

进步党江西支部的部长叫谢远涵，副部长为高巨瑗。谢为晚清翰林，曾参与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宣统元年（1909年）曾职四川道监察御史，1916年出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次长兼北京市政督办，并代理内务部长。后来他离开北洋政府，加入孙中山广东军政府，曾任军政府秘书长。这个人一直活到1950年。高巨瑗也是个史书留名的人物，他生于1877年，比谢远涵小两岁，也比他晚逝两年。就科举功名而言，他远不如谢远涵，仅为贡生，但被京师大学堂遣送日本留学后，毕业归国即于1910年中法政举人。辛亥革命后，他先后出任江西司法局局长、主计局局长、审计厅厅长等职。

谢远涵比高巨瑗晚在江西任职。在其抵达江西之前，进步党北京本部委派刘景烈（1901年左右东渡日本留学三载，回国后任江西咨议局议员、资政院议员。1912年人江西临时议会议长）来江西演讲，就曾遭遇高巨瑗的阻击。高巨瑗组织的进步党内赣北派党员，颇具势力，他们批评刘景烈为“跨党”公民，一时函电纷驰，口水络绎不绝。谢远涵到江西后，则借重有世谊关系的赣南派，势力逐渐坐大，以至于取得进步党江西支部的大权，致高氏势力渐衰。

高巨瑗后来联合一百多人宣吿脱党，欲借进步党江西支部机关报《大江报》为阵地，做他所投靠的共和党江西支部喉舌。谢远涵率进步党赣南派想将《大江报》收回管理，高巨瑗以该报仅受进步党津贴每月三百元，并未立约售卖为由，拒不交还。双方各执一词，已诉至法庭，听候审判。谢远涵也准备另创一新报，以做进步党机关报。

《申报》在报道的最后说，“果尔，则赣垣言论界必有一番大笔战也。”

进步党和共和党都是民初大党。共和党在四川的支部也因选举干事时分配不均，而发生内讧。在开会选举正部长时，到会者130余人，第一次投票结果是，陈廷杰得67票，朱大镛得63票，均未过议定的三分之二票数。只得投第二次票，陈得69票，朱少3票，还是不够。于是指定陈、朱二人以得票多者为胜选，开票结果是朱大镛反得67票，比陈廷杰多1票，胜出。就在宣布朱大镛得票最多当选为正部长之时，突有党员廖治站将出来，令人将大门紧闭，要求淸查前届的账目。于是秩序大乱，致不能继续选举，大家遂纷纷散去。

这并非共和党四川支部第一次发生冲突。参加选举的陈廷杰和朱大镛均非等闲之辈，陈是前清巨人，后毕业于两广法政学堂，1914年任四川巡按使；朱大镛则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归国后获法政科进士，是民国四川首届议会副议长。此二人为争夺共和党四川支部掌门人席位，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国会众议院议员、四川政务厅厅长吴宗慈致函共和党四川支部，对“冲突之事自一至再”深表遗憾，并再做调解。

陈朱之争最终结果怎样，暂且不表。社会转型期，政党内和政党间的激烈斗争，有些其实是正常现象，有些或嫌过于争权夺利。当时的意见领袖仍以传统眼光看政党竞争，这中间或许也有时代的偏见。但无论如何，社会舆论对此表现出反感。

《申报》在当天的杂评版专有一则评论，开篇即称“政党两字之不挂人齿者，久矣。”接下来这位署名“默”的作者说：“今因有立法院之选举，而政党亦遂稍稍活动，然活动之机甫露，而冲突之机已生。如赣之进步党，川之共和党，皆已见诸事实者也。前此政党之存在，无日不在冲突中，至同归于尽而后已。惟其所冲突己党与敌党也，今则起于一党之中。此后之现象将何如？岂世界无不冲突之政党耶？呜呼！”

3、参政院“做一难人”

进步党和共和党都是民初大党，虽说在国民党被宣告非法之后，它们也告萎靡，但在立法院选举开始之际，也暂有振作的迹象。

春节过后，日本以“二十一条”要挟中国的谈判虽仍在保密中，但媒体已爆出日本觊觎中国利益，政坛中人均感觉得到扑面而来的外交压力。进步党即对此次中日交涉关系民国存亡，而外交当局严守秘密不令国人闻知的现象，颇为不满。“政党亦一代表人民发展政见之自由团体，若坐视此绝大问题而默不一言，殊失人民组织政党之本意。”他们为此由理事会表决公推两位代表，前往外交部，要求将此次日人所要求的内容公布天下，使全国国民从事讨论。

进步党诚然还想发挥一点自由团体的能量，但他们的力量实在有限。等到春节（2月14日）一过，关于解散政党的传言更为流行起来。据政界一位匿名要人对媒体透露，他听说了政党解散的说法，但不知其解散办法如何。在他看来，现在的政党还很幼稚，希望各党能热心地互相砥砺，以资政治改良，谋人民幸福。

最早宣布退党的政界要人是进步党理事王揖唐，他的理由是自己为军人（陆军中将），不应有党籍。这个说法和此前的“司法不党”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很显然，王揖唐退党的初衷原不如此简单。有其特殊背景，绝非顺应“军人不党”大势而已。

在袁世凯要求参政员和各机关要员研究政党存在的利弊之后，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上书袁总统，请其明确发布命令解散各党。但袁世凯在批示中称，此事交政治讨论会研究。据称，孙毓筠在上书之前，曾邀另两位参政员王揖唐、王家襄二人联合署名。王家襄是参政院副议长，也是进步党党务部长，他以“我为现在办党之人，未便反复”为由，不愿署名。王揖唐则与一位政坛大佬商议，这位大佬说：“此事首功还是让少侯（孙毓筠字少侯）去得，君且趁早脱离党籍足矣”。王揖唐深以为是，亦未署名，而后即宣布退出进步党。

王揖唐最早宣布退党，紧接着是政友会理事孙毓筠。他致政友会本部的声明如下：

“毓筠赋性疏庸雅，不适于政党生活，上年政友会成立，谬被公推任为理事两载以来，未能于党务有所尽力。夫居其职而不事其事，不忠；无其实而犹尸其名，不信；有一于此，咎莫大焉。爰于今日宣吿脱党，除登报声明外谨具书以闻，伏惟鉴察，并颂公绥，孙毓筠启。”

舆论认为，孙、王两人皆政党中心人物，其去就关系一党命运，今皆毅然脱离政党生活，从中当可看出政党前途的征兆。

还有媒体预测说，将来参政院必还有解散政党的类似提案，且提案之人必为梁士诒、王揖唐，因为他俩可与孙毓筠分别代表三党——梁士诒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是北洋交通系的首脑，可谓袁的嫡系心腹，是公民党党魁。

但梁士诒则迟迟未就此表态。拒绝与孙毓筠联合上书取消政党的王家襄则进一步表示，自己不会退党，如果党亡他就自然脱党。

还有另一重要的观察指标性人物梁启超，他也和王揖唐一样是进步党的九理事之一。他当时未正式宣吿脱离党籍，但却在其所主编的《大中华》杂志上，刊登《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他在文中说，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平生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连带责任。

这当然算不上是梁启超的正式脱党宣言，但“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的声明，距离脱党宣言也相差不远了。梁启超尚且如此。所以彼时的观察者，大多对政党前途有不胜今昔之感。

“今日政党情势，人人知其末日将至。”《申报》在一篇题为《废党问题之动机》的报道中做了这样的判断。

另有媒体报道说，政府对于解散政党之事非常慎重，并拟调查各国有无此种先例，以备将来采择。

就当时一般人的心理，对解散政党是否发生违背约法的问题，以及如若解散是否意味着集会结社皆不可为，均有质疑。《申报》据此前袁世凯的行事策略推断，他不会亲自要求废党，可能还是要参政院“做一难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正月初七这天，来自北京的电讯称：“政党决计自行解散，党魁已宣吿脱党，政党解散不久将实行。”似乎“废党”已是板上钉钉之事。但《申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又称，近来参政的各党理事，纷纷脱党，因此有解散各党的说法。但某局长极力向袁世凯总统建言，说政党有其作用，此后亦复需要，不可停止。袁总统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此前“停止各党经费”的倡议宣告做罢。

4、袁世凯讲权谋但行事犹疑

“废党”的动向很快就有了官方定论。袁世凯在2月下旬表示，共和国不能没有政党，只是需要限制“党员之权利、入党之年岁”等事，以“保内国之安宁”，他请国务卿徐世昌在政事堂主持讨论此事。但此后再无下文。

据《申报》报道，“废党说”之所以进入袁世凯视界，最初是因有某君建言“行政官不宜入党”，袁世凯“颇以为立言得体”，就批交政治讨论会核议。“于是一般神经过敏之政客，遂以为总统有废止政党之意，其实则总统表同情于行政长官不宜入党之说则有之，若政党之废止，则绝无此意。”

在“废党”动议出来之后，也有人对袁世凯建言称，政党在今日实际上已没有被异己把持之害，而其在内政外交上可以辅助政府者实不为少，不只从共和国的体面上万不能废止政党，即从实际利害而言，亦不宜废止政党。袁世凯深以为然。

报道称，孙毓筠、王揖唐脱党，另有特别原因，与“政党全体之存废”实无关系。据知情者透露，孙毓筠作为政友会理事脱党，是因政友会中人近来要求颇多，令他不胜其烦，正逢近日“行政官不宜入党”的说法颇盛，他遂决然脱党。据闻孙、王宣告脱党之际，参政员中相约脱党者“颇不一其人”，只是王家襄以为自己与进步党关系太深，如不将政党全体废止，则他一人万无宣吿脱党之理，故未宣布退党。

这篇报道为袁世凯洗地的嫌疑很大。从袁世凯办事的风格看，一项具备重大争议的决策出来之前，必先释放风声，探求外界反应，即便最终做出决断，也先由其嫡系子弟兵率先鼓吹与活动，再经政治讨论会或参政会议处后，他才从容做最后裁决。在“废党”事件之后，杨度旋即成立“筹安会”，接下来的称帝举动即延续这个行事策略，只不过，由共和转向帝制要体现更多的民意基础，所以需有个“国民代表大会”来赋予合法性。

从袁世凯的政治理念看，他似一直对共和初期所造成的紊乱心生排斥。清末他是贤明的改良者，民初他也大刀阔斧试图富国强兵，他想要有更大的权威来实现蓬勃的雄心。“废党”的动议，最终之所以没能实施，或许是因为，一者在国民党被宣布非法后，剩下的党派已构不成威胁；二者他要顾及政党解散后国内尤其是国际列强的观感。

以袁世凯当时的权力，他可以“废党”，但终究没有废。或许反对者的建言最终给予了他影响。袁世凯似不如此前宣扬的那样果断，他讲究权谋，但魄力终究差了一筹。“废党”的犹疑，和后来称帝后面对各地风起云涌反对浪潮后的退缩回应，都印证了这一点。

“废党”的动议束之高阁了，但是那些试图讨好袁世凯的官僚们没有闲着，很快他们就开始运作复辟帝制的大业。袁世凯终于跌进了历史的深坑，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最佳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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