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公投能解决什么

最是寂寞袁世凯

端木赐香

（一）一百年了还没读懂袁世凯

由于智力的懒惰与道德的下降，普遍的中国民众并未读懂袁世凯。梁启超云：“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问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却告诉我们，皇帝还是有的，只不过改换其它名称罢了。李劼说：“历史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在中国遇到了其天敌——中国人顽强的文化心理定势：在没有皇帝的年代里人人都想做皇帝。一个皇帝推翻了，千万个皇帝在成长”。“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可惜，袁世凯缺少李劼的智商。更可惜的是中国人民，当初要是支持袁世凯，今天就是立宪帝制了。按保守主义的视角，政权掌握在一个人（皇帝）、少数人（贵族精英）或者多数人（民主）手里，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权力运作的方式！一句话，国体无所谓，关键是政体。可惜国人就是不明白。

（二）不幸生在地主官僚军阀世家

革命话语系统下，袁世凯降生在“地主官僚军阀世家”也是一种不幸。

出生在富人家庭，就是一种原罪。按常识，穷人不代表道德，富人不代表缺德。问题是中国缺少常识，所以富人富得很惭愧，穷人穷得理直气壮，以至于仇富也能变为一种道德及心理上的畸形的优越，符合人道的游戏规则永远建立不起来！没有人先天是富人。中国当时的游戏规则就是读书科举，做官致富。大众需要做的是服从规则；不服从，改变规则。改变规则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改革，一条是革命。按保守主义的原则，渐进、稳妥、理性的改革才是正道，如果革命实属必要，否则自由、人身、财产都面临严峻的威胁，那么英国那种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既不伏尸遍野更不剥夺个人财产，既不触及人的灵魂更不消灭人的肉体——才符合人道。人道即是正道！建立规则首先是一种程序，程序不正义，结果肯定不堪。正如柏克所言，革命后的权力“会找到其它更恶劣的手段来作为自己的支撑”，“它将以类似于它用来获得权力的那些方法来保持权力”。

出生在官僚家庭，罪上加罪。袁世凯祖辈四位：祖父袁树三廪贡生出身，因家庭贫困中止科举正途，以候补训导的功名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事。二叔祖袁甲三进士出身，文武双全，以文代武，最后做到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三叔祖袁凤三庠生出身，捐了个禹州训导。四叔祖袁重三，生员出身，不仕在家。袁世凯父辈中重要人物四位：父亲袁保中副贡出身，捐了个同知，不仕在家。嗣父袁保庆举人出身，也是文武双全，年轻时追随叔父袁甲三从军，最高做到江南盐法道，因操劳过度感染霍乱致死。他给过继来的嗣子袁世凯留下一本语录体书《自乂琐言》，内云：“官不负民，民断不负官。”“来清去明四个字，做官之要诀也。”“清、慎、勤三字为做官要诀，缺一不可。”袁世凯堂叔、袁甲三长子袁保恒进士出身，最后做到礼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袁世凯另一个堂叔、袁甲三次子袁保龄举人出身，最后被李鸿章调到北洋做旅顺港工程总办，做事勤勉认真，过劳致死。

出生在军人世家，简直罪恶累累了。袁家出仕者大都是文武双全，且官风良好。保庆、保龄以身殉职，保恒更典型：1877年河南大灾，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帮办河南巡抚赈灾。面对河南父老的惨状，袁保恒泪如雨下，毒誓曰：倘若这场灾疫是天谴，那么我是奉使救民的，愿以身代之。结果他如愿了——累病交加中死去。骆宝善先生描述曰：“他常常一个人无言枯坐，十分劳顿和疲惫，最终染上时疫，于光绪四年四月病死于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灾区百姓听说袁保恒病故无不痛哭流涕。……面对这样一个世家，一些史者居然好意思说袁家是军阀世家。军阀都是战乱时期割据一方、不听政府号令的私人化军队领袖，袁家子弟个个忠良，哪个算得上是军阀？即使袁世凯本人也算不上，他梦想国家大一统，军队国家化，可惜被革命党的激进全盘打乱。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群龙无首，与南方革命党、不革命但求占山为王的军头们混战不已，他们才都是货真价实的军阀。

（三）万般皆轻松，唯有读书累

主流史家把袁世凯定位为纨袴子弟，他们很喜欢拿袁世凯的不喜读书说事。言外之意，这小子打小就不是个好东西。其实以平常心论之，哪个正常的孩子喜欢读中国所谓的“书”？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早沦落为扼杀人性的工具了，理论上我们都承认，实际上更是给予曹雪芹、蒲松龄等众多科举失败者以理解同情，何以到了袁世凯这里就变得如此吝啬苛刻？

不喜读书，科举当然不利，历史学家对其讽刺奚落也就罢了，居然直接骂上了“大草包”。还是那句话，做人平常心都没了。其它不说，只说若有邻家孩子高考失败，咱就骂人家大草包吗？袁世凯第二次科考失败后把自己的诗词文章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科举就够龌龊了，以科举是否成功论人岂不更龌龊？

（四）干爹再好，不如自己干得好

投笔从戎的袁世凯投奔的是嗣父好友、正在登州帮办海防的庆军统领、身为袁世凯干爹的吴长庆，没想到身为儒将的干爹让他在文案上挂名领干薪，却请幕府大才子、当时的秀才、后来的名状元张謇指导他读书。袁世凯抑郁得大病一场，向张謇诉苦曰：“我家中有田可耕，此来不是为谋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如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之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久居也。”

张謇很感动，出面说情，吴长庆马上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不想读书咱就做事。袁世凯有个特点，做事特认真，而机会总是给那些认真的人。这时候中国的朝贡国，朝鲜出事——政变了。身为宗主国的中国决定代为平乱，令庆军出兵。袁世凯遮不住的才华终于有了更广阔的舞台空间。不说吴长庆，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发现这小伙是个人才。吴长庆撤回后，袁世凯就成了李鸿章在朝鲜的代理，小伙子做事虎虎生风，被人称作虎头。问题是朝鲜局势太复杂，别人是混水摸鱼，中国却是混水摸蝎子，结局当然很惨：一、朝鲜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二、中国不但不是诸葛，简直是个泥菩萨，却雄纠纠气昂昂的过河去了。袁世凯的事功被人称作虎头，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则被人称作蛇尾。用普通话说，弱国无外交。三、小日本这个对手不一般。不过袁世凯个人还是有收获的：一是朝野中人对他刮目相看；二是朝鲜乃不错的实习基地，之后他在大清舞台上的成熟与干练即得益于此。

（五）清政府反省了半天，居然还是器物改革

甲午之战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刺激中国产生了民族主义，朝野上下有了耻感。问题是日本也耻感——清国赔款割地，自己却因为国力不够被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虽然清朝追加3000万银子的赔偿，但日本不干，把赔款用于扩军备战及国民教育，憋足了劲要报仇雪耻，甚至喊出了“卧薪尝胆”的口号。相形之下，中国都没有卧薪尝胆，反省来反省去，就是批准马关条约的那个明发朱谕，云：“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以收自强之效”。

袁世凯从小喜读兵书，颇有知兵之名，在李鸿藻、荣禄、恭王、庆王等一帮大佬的保举下走向了小站——天津东南七十里处的新农镇，清政府的新军定武军归他开练。当时各方反响热烈，湘军大佬刘坤一致贺电：“振刷精神，力图报称，以副中外之望”；拜把子盛宣怀发来贺电：“为国家贺”；社会名流、文章大家吴汝伦来信：“草野下士，无任翘勤”。端的是众望所归袁世凯，大清能不能崛起，就看他的了。可惜我们的主流史家都认定此乃军阀的肇始，还有人更进一步，把曾国藩称作“近代中国军阀的鼻祖”。按他们的逻辑，岳飞更是特大军阀了。相形之下，袁世凯的军队至少没叫袁家军，政府新起了个名字：“新建陆军”，兵额7300人，中国军队终于向近代化转型了！

袁世凯练兵的政治遗产丰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师承袁世凯的军歌《大帅练兵歌》。军事方面，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评价曰：“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唯一一支完全合乎西方标准的真正的军队”。对袁世凯本人，他的评价是：“将军精力充沛，极富智慧，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绝对忠于朝廷。他为祖国的前途深表忧虑，认为除非朝廷采取某些措施自保，否则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其土崩瓦解。”

（六）维新理念与人不同，怎么就成了假维新？

袁世凯当然也维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稍具良知、稍具清醒意识的士大夫都在发出改革变法的呼声，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念与方式：孙中山是暴力革命，开天劈地换新颜。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马体牛用或者牛体马用，驴唇不对马嘴。顽固派维旧，仅希望人心崭新一下，比如激发天良什么的。至于康袁，康有为私人书信中云：“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袁世凯私人书信中云：“曾亦力言，但均在梦中，大概亦知其不可为而委为气数使然。绝不肯尽人以回天，无可望矣”；“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各语，然均不能照办；惟大局直无法挽救，只好以极坏处设想也”。“时局至此，战事断不可忘，请嘱各营加功操练”。

康袁都看穿时局了。但看穿是一回事，怎么改又是一回事。袁是世家子弟和成熟稳重的政治官员；康是布衣举人和激进狂热的传销大王。维新理念，两个人肯定不同的。特别是康梁那种最后的狗急跳梁法，实非袁世凯所愿。有关康袁，咱干脆些，打这么一个比方：你是一个军区司令，赞同中国的政治改革，可是有一天深夜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要求你给他们发动政变提供武力支持，帮助他们拿下当政的最高领导人。你怎办？

世人都知道康有为上书，但却忽略了袁世凯的上书。袁不但是真维新，而且比康稳健：康主张变法从中央开始，首在夺权；而袁建议从地方开始，旨在稳推。康后来对着荣禄狂言要杀一二守旧大臣以推动变法，甚至不惜发动兵变以废太后；而袁认为守旧大臣未得屏蔽，要雍容富贵的把他们养起来，以减少人事上的阻力与秩序上的失控……问题是中国在历史的转折口选择的总是激进与跳跃，袁世凯在其中还充当了冤大头的角色，或者说充了康的赌注——如果说康的终极目标是绑架慈禧太后的话，那么绑架慈禧太后之前，他首先绑架的是袁世凯。政变这事儿，本不是袁世凯的主意。再认为自己正义，这正义也仅限于密谋者内部。袁世凯没有参与他们的百日维新，更没有参与他们的核心会议，凭什么赌命的时刻把人先押出去了呢？对于袁来讲，告不告发，都算是欺君之罪了。

袁世凯能解脱出来是他的幸运。诸多学者现在也论证政变的发生不是出于袁世凯告密，袁世凯是事后补告，只不过这种补告加重了政变的程度：一是光绪本人遭遇囚禁，差点被废；二是荣禄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对六君子不审而斩，导致康的围园密谋终不被世人所知，加之康在海外大搞野狐禅：公布的光绪衣带诏是他加过工的，对围园密谋更是一概否认。如果说不承认围园密谋乃是保护光绪，那么公布真实的衣带诏反而能洗白光绪，为什么不干呢？雪珥女士曰，康有为的政治品格相当“三鹿”，“无论政治上争权还是经济上的夺利，均开创中国近代史不择手段的先河”。可惜世人不识康真面目，把他认作进步维新的代表，袁世凯就只能是反党反革命了。光绪死后，康发出讨袁檄文并上书摄政王载沣，试图对当年的围园密谋稍作透露，遭遇梁启超坚决反对。梁认为，不如把屎盆子都扣袁世凯头上。因为，没有围园密谋，戊戌案才能平反，党禁才有希望开放。他在致康的信中云：“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师谓何如？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袁世凯就这样被他们糟蹋。

世人喜欢说维新告密染红了袁世凯的红顶子，可是凭心而论，没有维新这档子事，袁世凯照样要冉冉升起，王朝末世，一个人有才，谁也拦不住不是！

（七）义和团不该镇压吗

从历史角度讲，中国从古至今的农民起义都谈不上爱国爱民，只能说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与杀富不济贫的利器。

从政治角度讲，义和团只是太后的一个棋子，因为太后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废光绪立新皇。问题是境外反清势力不预承认，相当于粗暴干涉我大清内政，于是太后就向义和团挥手了。

从文化冲突角度讲，义和团运动是个特大教案。美国学者柯文云，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义和团是黄祸的化身”；之后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让西方人士吃惊地发现，原来红卫兵与义和团是一个文化标签！

从革命理论讲，《共产党宣言》云：只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中层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流氓无产阶级更别提，腐化消极混水摸鱼。按此理论，义和团天性就属反动派。

从运动实践看，老太后的宣战乃世界奇观，诏书中没有宣战对象，只说了几个“彼等”！也不知谁是她的敌人；诏书没有通过驻外公使送到任何一个国家去，仅对内宣布了事。义和团虽然也杀了几个“彼等”，但杀得更多的是中国人。据《中国教案史》的不完全统计，共有253名外国人（大毛子）和3.5万名中国基督徒（二毛子）被杀，至于三毛子（会说个洋文、拿过铅笔、用过洋货、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看着不顺眼）则无从计算，光北京一地据说就有十数万人被杀。

老太后诱敌深入，把八国联军引向了北京，那么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干什么呢？一、祸水东流，把义和团赶向了天津第一线，谁不去就是假义和团，镇压勿论。二、保教保得好，导致义和团的首发地山东居然成了洋人的避难地，不但在境洋人得到了妥当的保护，就是外省洋人也纷纷前往。这一切让袁世凯在洋人眼里闪闪发亮：中国官员也有讲文明讲规则的嘛！三、参与东南互保，成为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齐名的大清残局下四根擎天柱之一。四、袁世凯的运作下，八国联军一看到山东界牌或者墙壁上书有“此山东境”字样，便立马儿掉头，不加进犯。这一切让山东绅民齐声感颂并赢得了李鸿章的高度赞扬：“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

（八）北洋新政谁能敌？

八国联军进中国让太后明白，不改革不行了。从1901年到1907年，袁世凯直督六年举办了一系列新政，北洋势力也进一步坐大。一、袁世凯以自己的武卫右军为基础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六镇，除了京旗常备军由满洲亲贵铁良控制外，其它五镇全由袁世凯操纵。之后北洋常备军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总兵额达七万人。清政府本来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可惜直到武昌起义前夕也没有完成，只编成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总计十七万余人。相形之下，非袁世凯编练的其它新军各方面差矣，袁世凯的资本逐渐壮大。只不过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下，这资本必得经过特殊的转换才能形成袁世凯手中的力量。因为政府想撵他回家，他就只能回家；如果不是革命党起事，袁世凯也就终老洹水了，而且最终能不能终老还要看政府的意思，所有的安全，既是暂时的更是有限的。二、建立各类军事学堂，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三、沙场大阅兵，袁世凯指挥1905年的河间秋操和1906年的彰德秋操，引得中外瞩目。四、创办近代化巡警。五、从八国联军手里顺利接收天津。六、反贪肃政，开官智培政才。七、大兴实业。八、奏请废科举，举办各种新式学校。九、试行地方自治与司法独立。……袁世凯的直隶成为新政模范省。

随着新政的展开，立宪也成为局中先进人物的共识。张謇以日本伊藤、板垣忽悠袁世凯“执牛耳一呼”。袁世凯被说动，联系两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周馥电请政府立宪，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拉开序幕。问题是宪政离不开官制改革，官制改革离不开权力分割与人事纷争。责任内阁没有成立，袁世凯的副总理没戏了；丁未政潮，与瞿鸿禨、岑春煊斗了几个回合，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后太后召袁世凯进京，免去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明升暗降。虽然如此，袁世凯还是很热心立宪。问题是上帝老是恶作剧，它让光绪和太后这两个权威先后死去，溥仪登基，其父载沣摄政，说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勒令“开缺回籍养疴”。

（九）让子弹飞一会儿

都认为袁世凯势大，除不得，可是政府让他回老家，他还不是乖乖回了？北洋军造反了还是他属员造反了？门儿都没有。

袁世凯在安阳洹上写个诗钓个鱼，数数妻妾逗逗儿孙，过得有滋有味儿的。问题是革命党与立宪党的龟兔赛跑中，立宪这只乌龟经常停下来，革命这只兔子半路上不睡觉。岂止是不睡觉，两只小眼瞪得贼红，深怕政府真的立宪，革命的正当性就丧失了。没想到政府还真成全了他们，政府就是不真的立宪，爱咋咋。

对于清政府来讲，一开始就真的立宪也太难为他们。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应该先行开明专制再行君主立宪。无它，没有自治习惯与团体公益观念的种族是玩不好共和的。问题是，革命派在舆论上越来越占上风。没办法，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麻木不仁者太多，急进浮躁者也就不少，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民性格调色版。革命小将邹容叫曰：“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呼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乎！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革命老将孙中山、黄兴等拟制了《革命方略》，革命起义屡败屡起。在革命党的刺激下立宪派也激进起来了，认为预备立宪九年时间太长，应该只争朝夕。经过三次上书请愿，清廷作了让步，宣布立即组织内阁和1913年召开国会。问题是待政府公布责任内阁名单，立宪党人失望了，分明是皇族内阁嘛。

这个时候，大清上空还飘荡着另一个幽灵：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它最终充当了辛亥革命的急先锋，具体说来就是保路运动，重灾区在四川。

保路运动的背后，还有第三只手在推波助澜，唯恐事儿闹得不够大，这手来自革命党。保路运动一开始，革命党就“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参加到了运动当中，保路的幌子给他们一个爱国的名头，保路同志会给他们一件合法的外衣，于是革命党的子弹飞出。清廷手忙脚乱地从外地调集大批军队入川助剿，尤以湖北兵力最多、枪械最精。湖北一空虚，武昌起义就成了。中外朝野一齐呼唤上了袁世凯，袁世凯握着钓杆淡定地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十）老乡，请问共和咋走？

可惜。

那时候的民众没有共和素养；那时候一切党都没有群众基础；那时候的革命党不懂政党精神，诸多党员是跨党人士，有些党员干脆没有政治信仰，把入党当作仕途，党义模糊，党争却一点也不模糊。当时的报纸评曰：“大率以一党权力为前提，而置国家大局于不顾。甲党之所是，乙党必以为非；乙党之所非，甲党必以为是。”

于是内阁习惯性流产，子弹更是乱飞，先是张振武案，后是宋案。前项，双方和解了；后项，中山先生力主发动二次革命，两个月后失败——不过革命党还是用实际行动证明，根本就不想听从中央调配。总之，革命年代，参与其中的人都在越界，都不知自己的本分何在，或者说知道也不遵行。袁世凯的苦处可见《时报》所载大总统令：关于用人，“求才则几熏丹穴，共事则若抚娇儿”；关于地方都督，“简明朝颁，拒电夕告”；关于革命党，“恃党籍为奥援，胁长官而自署，尽人皆革命元勋，口辄有功民国，人言庞杂，进易退难”；关于财政，“地方节节截留，中央征解无几”，“国税则屡征而屡抗，外债则旋赞而旋否”；关于党政，“借风作浪，节外生枝，以党略为前提，置国命于孤注”；关于议案，“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而国家作用，一日不能停滞，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扪心自问一下，袁大总统说的难道不是真话吗？所以挟胜利之余威，他做了一系列动作：把黎元洪请到了北京；制订了《中华民国约法》；取消了国民党议员解散了国会；废掉革命党给他特制的法式内阁制，改成了美式总统制，中央权威算是有了。问题是时不利兮骓不逝，小日本给他扔过来一个“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取材于日本黑龙会黑龙会（因其成员研究黑龙江局势而得名），其提交给政府的备忘录中云：“吾人当容纳中国革命党、保皇党及其他不满中政府之人物，以扰乱全中国之地。其全国既扰乱，而结果乃推翻袁政府。”其首脑内田良平、顾问头山满都是孙中山的好朋友，孙中山的同盟会就是在黑龙会的斡旋下于黑龙会总部成立的。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前在日本演说，有日本财阀当面撺掇曰：“余甚喜援助革命家，且极愿再度援助之”。所以有学者怀疑孙中山与“二十一条”脱不掉干系。但是日本并不是很成功：被袁世凯政府玩得在国际上大丢其人，实际的谈判也没沾到什么大便宜。说它是不平等条约尚可，若说袁世凯卖国，则过了。袁世凯是合格的民族主义者，并且是坚定的反日派。早在朝鲜任上，他就与日本势不两立了。条约签订后，他即对人说早已想好了破坏的法子：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用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却在我。用法律破坏不了条约，用行政手段则可。其它各条都有破坏之法。

相形之下，为了推翻袁政权，孙中山曾经与日本朝野人士讨论，希望日本派兵支援他的革命，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新政府可以东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中山先生这是二十几条呢？

袁最大的跟头是称帝，虽说是君主立宪，可是全国激进亢奋的情况下，弦断无人听。袁一开始并没有称帝的意思，只不过架不住外间的纷扰、儿子及身边人的哄抬，当然也不是没有民意的成分，湖北商民裘治平上书提出“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作为商民他是有切身之痛的，民间谚语云：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对于百姓来讲，管你紫禁城里坐的那个东西叫啥，只要不打仗，叫我们安静的过日子就行。问题是，安静的日子从此不再有。湖北作为革命首义之地，更是乱到不能行。哪方革命派都认为自己分赃不够，纷纷作乱：挂名在共进会之下的群英会发动他们自己的“二次革命”；文学社酝酿发动“三次革命”；南湖马队兵变；有人组建“同志乞丐团”、“军官建设会”，目标就是作乱，于是武汉三镇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城中每夜必有枪声，巡警闻声寻找却无所获，黎元洪政府坐卧不安疲于应付，过年连鞭炮都给禁了。因为政府区分不出鞭炮声与枪炮声，商民们“无不嗟怨共和反不如专制之自由也”。

民众不会发声，偶有发生，也被革命话语所掩盖。没有议价能力，没有舆论空间，谁都可以代表它说话。

其他人，不管是美人古德诺，还是筹安会六君子，静下心来读读他们的文章，也不是没有学理上的说服力。总之，事情就这样弄开了。唐德纲对此评价曰：“袁世凯早就感觉共和体制不适用于中国，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从今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

老唐理解，可是其他人呢？袁世凯当时发布一个申令（相当于罪己诏吧），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他跟曾经的亲信张一麐说：“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以至于张感叹曰：“犹是英雄气概也。”确实，失足的英雄仍然是英雄。

袁死后，杨度挽曰：“共和误民国，民国亦误共和，千载而还，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犹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一句话，对袁世凯盖棺论定还不是时候，那么现在是时候了吗？

世人都同情孙中山，不知孙中山的幸运正在于他没有上位；世人都恨袁世凯，不知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他的上位。试想走向共和这种华丽的制度转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民傻的破旧社会，怎么能会是一日之功？民国初建之时，不但袁世凯的智能条件不够，一般民众、革命精英，哪方条件足够？所以唐德刚先生才说，当时的客观历史注定袁世凯这样一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所以袁世凯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实在是民国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中国历史的整体悲剧。面对这种悲剧，我们更需要的是心灵的悲悯、文化的反省和制度的重建，而不是简单地辱骂可以了事的。袁世凯泉下有知，说不定会拉住哪个骂他最凶的人问：老乡，请问共和咋走？

袁世凯死后身体浮肿，所有衣服都穿不上了。经袁克定与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商量后，把准备登基的龙袍给他穿上了。可谓是身前没福消受，身后永久地穿上了。泉下也该安歇了吧。说起来，1915年12月13日，老头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时，都没好意思坐龙椅，站一边手扶龙椅接受官员们的三鞠躬，以至于大家走出时都面面相觑：这就叫改朝换代了吗？

看来老头称帝挺不自信的。现在能拿龙袍做葬衣，好歹圆了心愿，大家也都没意见。大活人谁会跟一个死人争寿衣呢？可见中国人民在这方面还是挺宽容的。按袁世凯生前的安排，灵柩归葬我们安阳洹上。现称袁林。每去瞻仰，看着那中西结合的精致建筑，以及因使用了德国水泥才导致红卫兵无法炸开的坟茔，难免替人不平：百年谁识公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