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美国华裔的政治热情、凝聚力和投票率,仍然相对低了一些,以至于至今仍有不少政客一到“弃保”关头,便不自觉地将华裔当作可以牺牲的弃子。
文|禾刀
近些年来,几乎每一次市场上出现炒作狂热异象时,17世纪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事件总会被第一时间搬出来用作反面教材。早在19世纪,苏格兰记者查尔斯·麦凯便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中指出,荷兰郁金香泡沫事件主因在于人们狂热想象力的作用。麦凯将公众的狂热现象归咎于人性的贪婪,认为对利益的盲目追逐导致了这次市场“惨案”。不过,这一观点并未征服英国历史学家迈克•达什(Mike Dash)。
就郁金香泡沫事件,达什面对一长串疑问难以释怀:在那样一个战乱不断、物资稀缺的年代,人们怎么会为郁金香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事物而疯狂?在那样一个视成功为美德,公开宣扬最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连教堂风琴都被当作不实之物而禁用,对在婚礼宴席上跳舞也要皱眉鄙视的年代,人们怎么会容忍这种主要是由醉汉们在小酒馆的单间里进行的、贪婪奢侈的交易?交易的对象又为什么偏偏是郁金香,而不是其他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商品……
同经济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的视角不同,作为历史学者的达什眼光更显深邃。达什并未孤立地去发掘郁金香泡沫事件,而是直接将作者的思维引到郁金香发源地这一源头。原本栖居于天山山脉脚下的郁金香,后来受到土耳其宫廷的青睐。这一“高端路线”本身也为郁金香注入了不一般的文化基因。待到植物学家克劳修斯将郁金香球根带到莱顿大学时,实际意味着郁金香至少从两个层面受到极高礼遇,一是政治上层,二是学术上层。或因如此,被带到荷兰的郁金香,很快为上层社会重视并推崇。
这种推崇当然不能完全排除盲目,但是踏入荷兰的郁金香显然同土耳其极乐花园有着根本区别,一个面向社会普罗大众,一个主供皇室观瞻。这也意味着,越来越成为荷兰普通民众追逐的郁金香,有必要以更多数量才能满足社会需要。关键瓶颈在于,郁香金繁殖十分缓慢,于是用于郁金香繁殖的球根自然成为最稀缺最紧俏的资源。
这样理解似乎回到了麦凯的观点。达什通过梳理发现,郁金香之所以会成为万众注目并争相炒作的焦点,并不仅仅因为稀缺,而是郁金香本身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刺激。除了荷兰,目前将郁金香确定为国花的国家有土耳其、阿富汗、阿曼、哈萨克斯坦等。郁金香一词其实来自比荷兰更早种植的土耳其,土耳其人对郁金香的热爱并不亚于荷兰,如果没有郁金香泡沫事件,没准许多人不会忽视土耳其人对郁金香的狂爱。
这么多国家热爱郁金香,当然看中的是郁金香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郁金香之所以在荷兰比土耳其更有名,既因为荷兰人率先将郁金香种植社会化,更主要的是,荷兰利用其强大的资本优势,一方面将郁金香变成了重要出口商品,另一方面广大的需求,也大大促进了郁金香种类的多样化。
至少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郁金香美得令人无法抗拒”。古往今来,无论中外,美的东西从不乏拥趸,加之,17世纪初的荷兰已经相当富裕。“1631年,荷兰最有钱的300个市民中,至少5∕6都投资于‘富贸易’”。这意味,当越来越多的民众有能力将追求过去仅限于少数上层社会追捧的稀有品种作为提高生活品质的一项目标时,郁金香的稀缺性必然进一步显现。何况,市场中从不乏擅长捕捉敏感信息的商人,于是郁金香稀有品种的球根率先进入一些“有眼光”商人的视野,囤积自然是商人的选择。于是,郁金香对社会的美学贡献意义,迅速让位于更为浓厚的逐利意义时,实际表明社会对郁金香的狂热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以致其美学贡献的本原被大大忽略。这也可解释为什么是郁金香,而非别的东西成为众人争相炒作的载体。
达什之所以不认为仅有贪婪是郁金香狂热的原因,在他看来,荷兰对郁金香的美的追求从未停止。无论是今天,还是郁金香泡沫破灭后的当时。“1639年初,关于郁金香狂热的资产清算进入了尾声,很多荷兰人从此对郁金香产生了一种轻微的厌恶。然而这个插曲并没有阻止那些真正富有的收藏家对稀有品种的热情。在此之后的100多年里,他们仍然愿意为了一个球根一掷千金”。美与商业的最大不同或就在这里:美的东西可以跨越漫漫岁月,而商业则必然随着市场变化不断变化。
达什在文尾的忠告振聋发聩:郁金香狂热是一种永远不会彻底消失的病毒。它是一种纯粹的人性疾病。人类对美好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贪婪是这种疾病发育的温床,一旦时机成熟,随时可能爆发。达什还特别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有过类郁金香狂热现象的君子兰炒作现象,1985年,一株最贵君子兰球根交易价达到了天文数字的20万元。
在美好与贪婪面前,人们总是如此健忘,要么因为美好而轻视了贪婪,要么因为贪婪而践踏了美好,这难道是人性的宿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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