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问真答 20150903

养过蛋鸡或者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通常都知道，产卵期的母鸡往往能以每一到两天一个的速度持续下蛋，许多人以为这是鸡的异能，然而母鸡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相比其它脊椎动物的卵细胞，鸟类的蛋特别大，这使得需要保持轻盈身材的雌鸟无法一次产下所有的蛋，而要在一个较长的产卵期内间歇性地攒下一窝蛋，期间不断离巢补充营养。鸟的受精卵也与之适应，离开母体之后就暂停分裂，直到亲鸟开始抱窝才重启发育。

鸡的胚胎发育

母鸡也不例外，它们在产卵期选择固定地点每一两天进去下一个蛋，下满10个左右的时候就认为数量足够，停止产卵和进食，坐在上面连续抱窝，为了保持均匀的湿度和温度还会时不时地翻动鸡蛋，直到3个星期以后雏鸡孵化——所以母鸡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每天下蛋，而在于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都每天下蛋。

母鸡是否开始抱窝主要由鸡蛋数量的视觉信号来调控，但在家养环境下，鸡蛋一旦产下就会被取走，母鸡迟迟得不到“一窝蛋”的视觉刺激，就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产卵了。加以人类在漫长的驯化中不断选育产蛋效率高的品种，并且用高营养饲料和人工灯光延长鸡的产卵期，蛋用鸡往往能以每月28颗的功率全年下蛋300颗以上。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鸟类都适合用这套方法驯为蛋用禽，除了驯化难度高，对于那些对季节敏感或者一窝蛋数量较少的鸟类来说，视觉信号的作用没有那么关键，如果持续拿走鸟蛋，它们很可能索性放弃这个繁殖季，抑或照样进入抱窝期而停止下蛋。家鸡对季节不敏感是源自驯化中的人工选育，而一窝蛋数量较多则因为它是“早成雏”。

绝大多数鸟类的雏鸟软弱无力，须由亲鸟哺育至学会飞行和捕猎才能离巢，这些鸟类称为“晚成雏”。鸣禽、攀禽和猛禽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幼鸟不会飞行和狩猎的问题，但它们养育雏鸟的成本极高，所以产蛋量也较低，一窝很少有超过5枚。

燕子是晚成雏鸟类，一窝两三个

还有一些鸟类，雏鸟孵化后立刻就能跟着亲鸟到处觅食，称为“早成雏”，是鸟类进化中较早出现的类型，多见于走禽、游禽和涉禽，尤其是鸡形目和雁形目。它们的食物常常较难集中收集，必须尽早跟着亲鸟四处觅食，但这也增加了意外死亡的概率，所以要代偿性地增加产蛋量，往往一窝可达10枚左右。

鸡是早成雏鸟类，一窝10个左右

早成雏鸟类由于产蛋量更大，产卵期更长，抚养雏鸟的不必是亲鸟，也就更容易被驯养成蛋用禽。鸡形目鸟类中除了鸡以外，火鸡和珠鸡年产蛋量也都可至150枚以上，鹌鹑则可以达到200百枚以上。雁形目鸟类中，家鸭的产蛋量与鸡不相上下，家鹅（欧洲为驯化的灰雁，东亚为驯化的鸿雁）年产蛋量可达100枚以上。尤其是家鸭，相比祖先绿头鸭，它们甚至因为产蛋太多丧失了抱窝的习性，以致农村里的鸭子大都是母鸡孵出来的。

最后，早成雏和晚成雏并没有明确界限，也不是雌鸟产蛋量的唯一因素，每一个物种都因为具体的生态位而发生不同的适应，这些因素综合决定了某种鸟类是否能成为母鸡这样一日一蛋的蛋用禽。

现代的金融票据起源于西方，比如汇票出现于十三世纪的威尼斯，支票则出现于十七世纪的英国。目前最早的支票是1659年2月16日由伦敦城的银行签发的。西方面临如何防止涂改金融票据数字的问题也比东方更早。因为虽然中国宋代出现带有钞票性质的交子、会子，元代出现官方发行的纸币，此后一直到明清都是采用雕版印刷，历代虽有伪造宝钞的，但涂改面值的较少（而且由于几个王朝都有纸币滥发的问题，到后来宝钞也不值得伪造）。防止涂改数字的情况主要出现在政府田亩人口档案、账簿、交易契据（包括借据）等方面。

清代票号出现后，金融票据的数字防伪问题凸显了出来。举个例子：光绪十七年外蒙札萨克图汗部王公阿育尔到北京朝觐值年，启程时向著名的归绥旅蒙商“大盛魁”借支一笔银两，到京后又借了两笔，合计8660两3钱5分3厘1毫，写在印票上是“捌仟陆佰陆拾两叁钱伍分叁厘壹毫”。大盛魁的伙计后来利用蒙古随员汉语水平不高的缺陷，在将三张借款票据誊抄合一的时候，竟然抹去“仟佰钱分厘毫”六字，又把“两”字挪到最后，竟变成“捌陆陆拾叁伍叁壹两”（86603531两）。这个数字太过离谱，比清廷的岁入还高，以至于大盛魁自己也不敢承认这张印票是真的，只好解释说“抄记时出了疏漏”才应付过去。（出自秋原的《清代旅蒙商述略》）

顺便说一句，目前常见的说法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这些大写数字是明初“空印案”之后朱元璋下令推行的，但实际上敦煌文献中的唐开元九年户籍、天宝六载户籍残卷等文献中就有“贰拾玖岁”、“壹拾柒岁”、“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叁亩，陆拾捌亩已受，廿亩永业，卌七亩口分，一亩居住园宅，九十五亩未受”（原文杂用大小写数字）的写法。

西方金融票据的防伪手段，第一是票据本身采用防伪技术，包括水印，钢印，特殊纸张，以及每张票据都由相关出纳人员亲笔签名。第二是票据上面的数字采用文字形式来书写，比如1892年苏格兰皇家银行支票上面，金额就是大写的“sixty seven pounds”（六十七英镑），另外一张1914年法国支票上的金额是“quatre vingts francs”（八十法郎）。

1892年苏格兰皇家银行67镑支票

1914年法国80法郎支票

除此之外，像我们平时看到的中文票据一般会在金额后面加上汉字“整”（有时也写作“正”），西方也有类似的写法，在数字后面加上“only”，表示结尾。

可以看到这两张支票中数目后有“Only”作为结尾

十八到十九世纪欧洲国家发行的纸币上，票面金额也基本上都是用文字书写，比如18世纪的俄国卢布钞票；同时期的奥地利盾也采用花体字母来书写面值。

18世纪的卢布与奥地利盾均用文字来书写

在英格兰银行连续发行了两百多年的“白背”版英镑纸币上，也是只有文字金额，而不用阿拉伯数字。这版纸币由于二战当中被纳粹德国大量伪造，因此在战争后期停止流通。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连钞票面值也可以涂改，比如下图中1924版的德国马克伪钞，就是将100马克的面值刮花，然后描成1000马克。当然，这样造出来的伪钞票幅和人物头像都与真正的1000马克不同，只能鱼目混珠。

从上至下依次为德国1924年的正版100马克、伪造1000马克、正版1000马克

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用可磁化的颜料（如氧化铁）制作的磁性油墨，金融票据的防伪性能得到了提高，比如美国1980年起发行的EE系列国债债券，其票面信息就是用磁性油墨印刷的。1998年起发行的I系列国债则采取了级别更高的防伪措施，例如全息印刷和隐形序列号等等。当然，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防伪技术，也没有完全无法伪造的票据。防伪还是要靠多种手段相结合。

美国EE系列50美元国债与美国I系列10000美元国债

回答这个问题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为什么用巴黎而不是伦敦或者纽约作比喻；其次，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中国的其他城市被赋予这样的赞誉。

巴黎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性模范城市，源于它良好的城市规划。

巴黎的市政建设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法国国力达到一个高峰，中央集权得到加强，路易十四有能力按照一定规划进行城市建设。当时在塞纳河右岸建成了一批大型建筑和主要街道：香榭丽舍大街、卢浮宫、路易大帝广场、宫廷广场等。此后还对城市扩张和新建的建筑物高度、街道宽度作出了规定。拿破仑时期建成了凯旋门、星形广场等公共建筑。这些建筑在设计上一反僵化的罗马古典形式，强调奔放与世俗情趣，装饰更倾向夸张华丽，形成了巴洛克风格。

凡尔赛宫全景图，值得一提的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宫廷规划就是此后巴黎城市道路规划的范本

但是这一时期的巴黎并没有整体的城市规划。大革命之后，巴黎经历多次动荡：大革命的破坏、反法同盟占领、1830年与1848年革命、产业工人快速聚集，巴黎的城市建设已经相当落后：街道相当曲折狭窄，公共卫生条件相当差，在城市隐秘的空间中社会治安问题层出不穷。

拿破仑二世称帝后，为了恢复帝国荣光，委任奥斯曼男爵负责巴黎城市的整体规划与重建。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奥斯曼巴黎大改造”（1851-1870）。首先是城市交通，他以城市公共广场为主要节点，重新设计了主干道，开辟了东西、南北两条十字形轴线，将塞纳河两岸主要地点联系起来，广场放射出的斜向干道为轴线补充。其次是排水，奥斯曼男爵重新开辟水源，设计了瓦纳引水工程，同事将工业用水与生活用水分开，拓宽城市的排水管道，形成宽阔的地下排水系统。第三重新设计了城市的公园体系，形成了“周边森林——城市大公园——街区小绿地”的三级体系。第四是各项公共设施在城市街区内重新规划，均匀分布，设计了先进的医院——公墓系统。

如今巴黎人甚至为他们的下水道开设了博物馆

奥斯曼男爵巴黎改造的重要创举是新建了一批六层住宅。这批住宅在尺度和石材立面装饰上极为丰富精致，成为建筑史上的不朽之作。这些带有统一风格的住宅，使整个巴黎看起来都充满了高贵和秩序感。住宅外立面风格统一美观，形成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巴黎古典主义与巴洛克式交相辉映的街景。于是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与统一美观的建筑风格成为巴黎的标签。

相比而言，伦敦和纽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没有形成成体系的城市规划，城市景观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值得称道。伦敦曾在1666年大火中几乎完全毁灭，其后重建恢复得很快，但因时间尚早，并没有统一的城市规划；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后，伦敦才开始大规模整体规划重建。纽约则与此相反，直到1898年布鲁克林、纽约县、里士满县、皇后县的一部分合并后才成为现在的纽约市；而纽约市的第一波城市规划与建设高潮要迟至一战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发展起来了。

1666年伦敦大火的范围。这场大火连续烧了4天，烧毁了伦敦大约六分之一的建筑

实际上在中国，除了上海之外，大连、哈尔滨等外国人曾聚居过的城市都曾有过“东方巴黎”之称。

大连最早的城市规划是1899年由一群热衷巴黎巴洛克风格城市规划的沙俄设计师们完成的。当时沙俄设计师的规划很有巴黎的味道：在交通枢纽和中心形成圆形或半圆形广场；广场向四周放射出多条干道，连结各个中心，形成主要的交通视廊；各中心向外分别有多圈环路与放射路相连，形成蛛网式道路骨架，在城市形态上属巴洛克轴线系统。1911年日踞时的日本设计师并没有对俄国人的城市规划进行大变动，而是向西发展开拓新区，并形成类似美国方格式的规划。加上此前沙俄曾建造了一批巴洛克式建筑，如“达理尼市”市政厅等，所以大连也曾颇有巴黎风韵。同样，曾经为沙俄独占的哈尔滨南岗地区和中东铁路西侧的道里地区，在中东铁路通车后相当繁荣，在建筑方面也带有浓厚的沙俄巴洛克风格，街道规划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也是相当整齐，于是也会被人成为“东方巴黎”或者“东方莫斯科”。

大连中山广场

哈尔滨老道外的中华巴洛克风情街

上海的城市建设深受租借地所属国的影响，自然更加现代。清末民初的上海市在空间上主要分为法租界、公共租界、南部县城与北部华人聚居区。占市区主要部分的租界建设自然就成为上海市区的主要景观。法租界在上海市独树一帜，占地面积巨大。在进行市政规划时，法国驻上海领事与后来的公董局都潜移默化地受到巴黎大改造的影响。1909年驻上海法国领事对新建筑做出规定：所有位于敏体尼荫路上的建筑，包括所有新建房屋，其建筑立面均须采用欧式建筑风格。到了1921年，公董局规定在法租界干道上，均实施中式房屋禁令，且所有新建房屋都必须采用欧式建筑立面。1923年又规定，位于贝当路50米以内的建筑许可，只有欧式风格房屋才被批准。于是旧上海就有了一大片巴黎风貌的街区，被人誉为“东方巴黎”。

上海法租界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