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型官修图书工程的心理诉求

一个偏狭的学者老说《四库全书》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工具。四库搜罗、抄写、校订、编撰过程里，有文人的悲剧，但说到这种大型官修图书工程，许多朝代都有。宋、明、清三代尤甚。

宋有《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四大部书。其中《册府元龟》规模吓人；明有《永乐大典》；清除了乾隆期四库，还有更早的《古今图书集成》，卷册数量也很庞大。

元代大概因属异族统治，且命太短，学习、汉化、融合都来不及，别说做这种巨大的工程了。

个人层面，宋、明、清这周期也有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南宋的郑樵虽然芜杂，但也称得上天才选手，他独立完成的《通志》，能吓退今人。我只读过他的《七音略》等有限篇章；清代朴学家也有一些大书，但整体无法跟郑相比。

这种大型官修图书工程的诞生，应该是整个社会发展尤其社会分工加剧的结果。它对应的是知识学科的日益细分。人类的知识，甚至说一个区域的知识，都已经难以完全学习，不要说偌大帝国。宋元明清四代怪异的、冷僻的知识分子很多，比如旅行家、金石家、博物学者之类。

官修图书工程越大，越能反映出一个区域、社会的知识普及与流动。

宋代之所以有那四大部，跟宋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怀柔、相对宽容有关。加上官僚体制、过去官员的任职区域潜规则，以及南北经济的消长，尽管南宋长期分裂，整个社会仍处于一个知识的总结期。

我们看到，两宋知识分子阵容不但庞大（官僚体制臃肿），而且星河灿烂。它处于一个知识回望与总结期。除了图书工程标志，两宋相对独立的哲学体系，本身就是多种学科知识与人生的抽象与超越，应该也称得上知识的抽象。

当然，技术与物质层面的准备也是必需。北宋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应该是中国图书业、藏书繁兴的核心驱动力，它促进了知识的流动。当然，知识的流动，除了文字与书的载体，建筑、移民等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着知识流播的深度与丰富性。比如清代，江南朴学发达，就与经济有关。当年出版业、书院体系及士人藏书业十分发达。当时许多城市尤其是苏州、杭州、宁波、扬州都有全国规模很大的藏书楼。文人之间以互相借阅、抄检对方的善本书为时尚，从而形成一个互相交流的藏书家群体。比如，向《四库全书》捐赠善本书的前10名中，9名来自江浙，其中5名出自杭州。杭州当年在中国属于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还有明人范钦创建的宁波天一阁，到18世纪，已是中国最大的藏书楼。《四库全书》收录了天一阁437种善本书，其中有96种又属于珍本。乾隆皇帝为了表彰范氏家族与天一阁的贡献，特意赐给他们一套《古今图书集成》。

当然，说到编修的真实诉求，可能不那么单纯。

大型官修图书、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独立图书工程，往往诞生在分裂过久后的统一帝国里。当然统一的帝国需要有相当的统治周期。类似秦隋元就比较吃亏。因为知识的总结需要回望及沉淀，往往由那种对过往朝代的缅怀触发。统一且统治周期较长的王朝，知识分子有时间回望、总结。

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说是史书，但就古代学科混沌、不细分而言，它也是一本百科全书。究天人之边际，通古今之变，就带有很强烈的知识探寻、考古及总结的味道。不但如此，两汉因为处在秦火之后，许多图书、竹简被焚，知识经历过成体系的重建。人们说汉代伪书多，大概就跟汉承秦火有关。经今古文经争论至今都没有个结论，它不是文字体系与训诂的原因，应是一种知识重建过程中形成的迭代矛盾。

再往上，孔子晚年编订的诗（说有3000多首）、史书之类，其实也带有总结的味道，述而不作，就有一种通过知识的总结，重塑一种礼乐文明范式、缅怀已逝王国的意图。

当然，大型官修图书，因为往往有帝王的意志，于知识应该不那么纯粹。

就流传相对完整的宋明清大型官修图书来说，我觉得帝王之间可能有潜在的博弈关系。举例说，乾隆授意编修《四库全书》时，可能就带有超越康雍《古今图书集成》的味道，以标榜他的统治期，文治之辉煌。

当然更有易姓革命的缘由。还是说康乾雍三代大兴图书工程吧，他们除了文化怀柔、为自身铺垫合法性外，应该也带有原罪意识。因为清军入关过程中，大肆烧毁了明帝国皇家大部分藏书。当然其中也有李自成农民军的“功劳”。可以这么说，每次朝代变更，都是一场文化浩劫。比如，清代累积的江南图书业，后来就遭到太平天国运动的破坏。更久的历史逻辑则是，欲灭其国，先灭其史。那就是有意冲着前代或邻国的图书、典章文明、文化工程去动手了。

这种追求大而全的工程，可能也有帝王对于知识实体化的认知。穷尽搜索图书，可能意味着掌控现实社会知识的权力意识。文字符号与占卜，远古时候垄断在巫之手中，他们有通天的权力。当知识下移后，许多贵族、少数普通民众具有了文字的识读能力，就对王权构成威胁。普通民众的占卜行为，就像拉奥孔看到木马的神秘、普罗米修斯窥见天火的秘密、鲧看到息壤的功能后，引发王权或神权的警惕，从而引来残酷的镇压。于是“绝地天通”便成了王权的口实。

将知识实体化，穷尽、垄断知识，就带有绝地天通的意味。宋明清的官修图书，有着穷尽天下知识的诉求。它是通过掌控知识的物理空间存储，获得垄断。有的搜来的图书，在编订、抄写完毕后，原书被有意破坏掉，或者只给原来的收藏者一本誊抄本，从而留下知识“原本”，从此仿佛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

垄断知识，可以兜售社会公权力。汉代有能识读9000字（那时异体字多）就能当大官的机会。这种通过知识换取权力，以及统治者借助权力获得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控制，强化了知识的实体特征。权力的让渡过程里，有一种实体价值的转化。

当然，通过掌控图书很难真正控制士人与普通民众的知识。后者的来源途径不止书本，它还有丰富的生活与游历。但它可以通过行政与公权限制民众。隋朝开启的科举制，就是通过将士人拘于有限的几部经典里，皓首穷经，把玩旨意，从而让渡他们有限的权力。从知识的范围来看，这种已经属于知识的倾销与贬值，权力的价格等于高企。当然高考又何尝不是。只是，从学科细分程度看，我们当然远胜古人。

如今冲着知识而去的官修图书工程越来越少了。当然政治用意的图书工程项目挺多。个体编撰的庞大的图书工程，越来越难以见到。因为世间的通儒、鸿儒已是罕物。有一年读到日本怪才南方熊楠的书，觉得此人的知识真是渊博，但他更多是会通的能力，类似钱钟书那种连类而及的功夫，能触发你的思考，但就单点来说，未必更深。

现代的知识，实体化倾向进一步加深。知识的存储已经越来越不依靠人本身，而是依赖各种网格分布的数字存储。人类持续让渡着存储的权力。人越来越像一种知识的结构定义者与知识的索引。每个人都像是一个个目录，看上去随时可以触达无穷广博的知识，但一抛却电脑与手机，离开虚拟空间，几乎就是一片空白。互联网背景下，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的累积，不是一种历时，与人无关，缺少长久沉淀。人类于知识已经失去精耕细作的能力，知识是一块僵硬的石头，散发着虚拟的光芒，每个人都能触达广阔的世界，但却无法感受到身边简单的心灵，感受不到自然的脉搏与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