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要向南朝文学家沈约学习,让文学大腕带头示范。有人说,要学西魏的宇文泰,重用苏绰,以革新除弊。座谈会后,杨坚决定与李谔一起配合,进行改革。
文︱陈事美
如果往回穿越一千五百年,你会发现,那是一个有钱就是任性的时代。南朝上下享乐之风、奢靡之风盛行。对此,整个社会都视为稀松平常。陆机的《短歌行》则有如下记载:“置酒高堂,悲歌滥觞……来日苦短,去日方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我酒既旨,我看既臧。短歌有咏,长夜无荒。”《南齐书。高帝本纪》说得更明白:“相成奢侈,百姓成俗。”连老百姓都给带坏了。
光生活奢靡还不叫真正任性,文学也要随之奢靡。文学奢靡不是给作家诗人评奖颁奖,而是作家诗人们在写作时过度追求绚丽浮华。说白了就是乱拽,不好好说话。就像蔡明小品里的经典台词:“奶奶,我要喝冰水。”奶奶说:“好好说话!”“凉白开”。梁代简文帝萧纲甚至发出了“文章且须放荡”的豪言。当然,此放荡非你心中的那个放荡,而是恣意放任的意思。有了皇帝的鼓励,文学圈更加肆无忌惮。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记载;“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就相当于现在的过度包装的月饼盒,而各种迁客骚人们无不以卖弄文章的“豪华装修”为荣。
转眼间,隋文帝杨坚平定南方,统一天下。新君新气象,杨坚实在看不惯前朝文人们的各种瞎得瑟,决定进行文艺整风,以整顿文风开刀。文帝就要管文艺。在整顿之前,杨坚与亦友亦臣的李谔多次沟通,甚至还招揽了部分文学大腕,一起开文艺座谈会,就整顿文风问题多次征求意见。有人说,要向南朝文学家沈约学习,让文学大腕带头示范。有人说,要学西魏的宇文泰,重用苏绰,以革新除弊。座谈会后,杨坚决定与李谔一起配合,进行改革。
据《隋书。李谔传》记载,开皇四年(584年),杨坚昭告天下,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用现代话来说,不管是官方文件还是民间写作,要求务必实事求是,不玩虚的。按说,皇帝规范官方文件是有道理的,但用行政手段干涉民间写作,似乎就有点过头了。但杨坚才不管这些,随后,李谔与杨坚一唱一和,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再次痛陈浮华文风的弊端,同时不忘公开讨伐反面典型曹操、曹丕爷俩。李谔说,“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华,遂成风俗。”李谔还把齐梁等朝挨个贬损了一遍。他说,不论贵贱贤愚,连篇累牍追逐虚无微末,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李谔还举例说明,他说一些纨绔子弟,连天干地支都不知道,就敢写五言诗。什么周公、孔子也听不进去,只知道乱拽。
杨坚与李谔配合得很好,此决策不仅下了文件,还入了法条。李谔就曾建议,写文章华而不实者要绳之以法,移送司法机关。“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杨坚采纳,并为李谔大加点赞。于是,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屏黜轻浮,遏制华伪”的运动。凡是不立即纠正的,一律法办。一些浪荡惯了的文人没少吃苦头,甚至还有当官的顶风作案。如不讲政治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便因“文表华艳”而治罪。
如此整风,当然会招来各种非议。但杨坚根本没当回事,你说你的,我整我的。不服就法办,甚至砍头。但这种法律也只能约束普通人。史书记载:“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帝纳李谔之策。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也就是说,各地认真贯彻执行,文风有重大改进,可谓效果非常不错。但杨坚的两个儿子杨勇与杨广偏偏于老爹对着干,依然我行我素,坑爹不止。史书说他们:“笃嗜‘淫丽’而不少悛者”。哥俩就好这口,老爹也不好使。后来的钱钟书还经常用此事挪揄杨坚,说杨坚是“欲平天下而平齐家,普诏州县而不严庭训……睫在眼前而固不见欤。”讽刺杨坚对近在眼前的睫毛却视而不见。其实,这也有点冤枉杨坚了。
在杨坚的淫威下,隋朝的文学被管控得很死,矫枉太过正。虽然收到了很大效果,但从上到下,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人们反对的不是文风如何,而是反对政治干预文艺。结果人亡政息,杨坚死后,文学奢靡之风大幅回潮。史书上说这是“齐梁遗风、绳继不改”。后来的杨广根本看不上这些,荒淫残暴的他对这点小事根本不放在心上,甚至还挺喜欢淫词艳调呢。
就这样,齐梁遗风很快又“传染”给了唐朝。李世民很有个性,对前朝的皇帝废物们治理国家嗤之以鼻。虽然李世民也是个“文皇帝”,但他深知,文艺可以为政教所用,至于什么“亡国之音”,如唱个小调、题个小诗、写篇文章就亡国的论调,对拥有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来说更是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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