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看日本帝国衰亡

我们70年后再来看日本法西斯衰亡的历史,也该冲破旧有教条的束缚,探究历史中真实的人性。

文/陈万龙

日本发动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失败已经70年了,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仍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这段历史。而对于这种对现实政治仍发生作用的历史事 件,往往是一些教条、狭隘的观点在将其简化和片面化,进而阻碍我们去真正深入地了解和反思。善与恶、胜与败、敌与我,大而化之,不容质疑。针对日本法西斯 的衰亡,我想有两种主要的倾向在垄断着叙述和解释这段历史的权力:一是抗战叙事,二是盟军视角。

抗战叙事是指我们将凡是涉及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题材的叙述——不管是小说、电视剧、电影,还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全部放在抗战的框架之下,并 且模式化。这就一方面造成读者、观众很容易将对日的反法西斯战争等同于抗日战争,忽略战争中的其他政治、社会生态,也忽略其他地区人民的抗争和贡献,无法 形成日本法西斯衰亡过程客观的、全方位的了解;另一方面将这段历史简化、模式化,将日本军人“非人化”,遮盖了战争的复杂与残酷和人性的多样与悲哀。“手 撕鬼子”的出现便是这种倾向走向极端的结果。

而所谓盟军视角,主要是说在英美掌握的世界主流语境中,美国作为日本法西斯另一个主要对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以胜利者的姿态主观地描述战争和政治 博弈的过程,忽略对日本军队和各政治势力真实状况的研究和呈现。如果留心的话可以发现,美国电影中的日本士兵也存在被丑化和非人化的情况。

但毕竟,在英美世界,这种状况要好得多,很多人会对这种视角的垄断有所警惕,也会有人试图挑战或进行相应的补充。比如,好莱坞老牌硬汉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于2006年连续拍摄了两部反映太平洋战争中硫磺岛战役的影片——《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家书》。前者围绕着硫磺岛战役中美军极为著名的插国 旗行动展开,后者则以日军留下的数百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分别从美军和日军的视角叙述故事。甚至以日方视角拍摄的《硫磺岛家书》还获得了更广泛的赞誉。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就是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下称《日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更多地从日方的视角来还 原整个日本帝国衰亡的过程,详细地、全景式地重现日本各方势力的政治博弈、军事决策和战斗的过程,还有普通士兵和民众的真实战争经历和他们对战争的态度。 给读者呈现一个完全不同于抗战叙事和盟军视角的日本法西斯衰亡史。

《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约翰·托兰(John Toland)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写作者,摈弃了传统史学著作的生涩与枯燥,代之以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对话,使读者身临其境。他的著作富有文学性和感染 力,并注重史料的搜集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善于用个体的经历和情感来展现历史事件的特征和质感。在写作本书时,除了梳理海量的美、日战时档案外,他还采访 了上百位“二战”亲历者,其中包括战时日本的将领、贵族、官员、普通士兵和民众,还有广岛核爆炸的幸存者。正是这样的写作方式,决定了《日本帝国衰亡史》 在独特视角下,提供了富有丰满人物形象和动人细节的历史叙述。

不同于其他狭隘视野,《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上来就为我们勾勒出了完整的各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宏大图景。其中,东南亚各国对于日本侵略的复杂 态度尤其值得我们深思。托兰在书中指出,不同于欧洲战场,美国“在亚洲既要同一个求强图存的侵略民族作战,又要在意识形态上同部分亚洲展开斗争。亿万被西 方列强殖民的东方人把日本的战斗看作自己的战斗,看作一场种族和肤色的对抗。他们甚至还把日本的胜利看作自己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胜利”。这也就能解 释,为什么多年来在面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或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触及到对侵略战争态度的动作时,二战前没有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国和韩国往往表现出强烈不 满,而在被日本侵略前就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则鲜有抗议之声。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是本书对战争准备阶段和战时日本各政治势力博弈过程的分析,之前被简化为一块铁板的日本政治生态就在这样的分析中得到了 还原。比如,实际上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在完全左右日本政治方向之前,与其它政治势力展开过激烈的斗争,他们通过军队的行动、制造血腥事件、解体原有 政治的制度,才最终清除了障碍,实现了发动并扩大侵略战争的目的。正如《新闻周刊》的评论,这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还不是对战争场面的描绘,而是那些对日 本高层神秘政治博弈的揭示”。

全书的中间部分,主要是对太平洋战场各次战役的叙述。除了对战争场面真实、严谨的再现,这一部分中更为精彩的是对战争参与者或被迫卷入战争的个 人的命运的刻画。在还原塞班岛战役时,托兰细致描写了一位日本护士在战斗中的表现和战争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的命运转折,让人动容。当然,在叙述战争状况的 时候,更多的日方视角并不意味着为日方辩护。比如,对日军在巴丹半岛“死亡行军”中对待美军战俘的残忍行为,托兰就进行了着力刻画和谴责。

在接近尾声的地方,作者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写盟军对日使用原子弹的“艰难决定”和广岛、长崎在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笔调充满悲悯之情。现在读 来,令人唏嘘。对于此事,也许有人会强调日本的罪有应得,但我想,这样的悲悯并不是“妇人之仁”,从人类整体命运的角度思考的话,不管对什么样的国家或地 区使用核武器,都起码应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而对历史事件进行开放的、多视角的、人道主义的讨论,也正是《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珍贵之处。

读完此书的读者应该会发现,托兰行文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历史学者的克制,不妄下评判,也不做任何预测。他说:“我已尽我最大努力让事实本身来说 话,如果有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历史不会简单地给人以教训,只有人类本性的再现,而不是历史的重演。事实说明,立足现在,认识过去,给我们的教益只会更 多,而不是少了。”

我们70年后再来看日本法西斯衰亡的历史,也该冲破旧有教条的束缚,探究历史中真实的人性。希望我们真的能够从历史中获得更多的教益。

(作者为本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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