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越来越不像“暴力”
——读《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文|禾刀
与历史相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更加暴力还是更加和平?
面对这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话题,往往众说纷纭,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本书作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残酷和暴力更少,更加和平”。
本书中,平克整合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法律制度、经济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融合了日常统计数据和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提供了大量数据,绘制了各类图表,勾勒出人类历史中暴力逐步减少的发展路线图。本书书名来源于林肯——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讲时,林肯曾用“善良天使”一词形容人性中会促进合作和和平的部分,在平克看来,这正是暴力减少的重要内动力之一。
暴力越来越不像“暴力”
所谓暴力,就是“旨在造成损坏或伤害的实际行为”。平克关注的暴力主要是对待知觉生物的暴力行为,即谋杀、袭击、强暴、抢劫和绑架,施暴者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组织暴力涵盖了战争、种族灭绝、刑罚与死刑以及人为造成的饥荒。
平克提出人类有史以来有六个暴力减少趋势。一是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无政府状态开始向第一个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暴力死亡下降到原来的1/5;二是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98%;三是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从而推动了废除那些已被社会接受的暴力形式,系统地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四是“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五是自1989年冷战结束后,各种武力冲突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下降;六是从5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接连不断的运动,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等人权概念不断延伸。
在许多人的脑海里,20世纪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全世界7000万人死亡。不过,平克指出,“部落间战事的死亡率比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要高出9倍”。如果以1945年的人口总数为基数换算,历史上死亡最多的战争要数发生在8世纪的安史之战,死亡人数为4.29亿人。其次是13世纪的蒙古人征服,死亡2.78亿人。死亡率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还有中东奴隶贸易、明朝灭亡、罗马衰亡、帖木儿征服中亚、屠杀北美印第安人、大西洋奴隶贸易等。人们之所以对20世纪最为刻骨铭心,既因“二战”离今天更近,也因20世纪的战争死亡绝对人数较多,同时鲜有人会以平克这样的方式换算对比。
行为表现上,暴力“烈度”也呈递减之势。从国家角度看,合法的暴力现象虽然至今依在,但作为国家合法暴力的战争,像历史上那样大量杀俘虐俘现象已大为减少。另一国家合法暴力刑罚,历史上的诸多酷刑已被许多国家禁止,死刑也被纷纷取缔。与此同时,人类对暴力现象的关注,正在向动物方向转移,虽然宰杀动物以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依然合乎道德,但许多国家无法接受18世纪法国人的屠猫惨象。去年2月份,法国一名24岁男子因多次发布虐猫视频,还曾被法院判处一年监禁。
暴力数量与频率的减少,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甚至演化为象征友好的礼仪文化。曾被西方人视为“勇敢”的决斗早就送进了历史故纸堆。而历史上的战争礼仪握手,今天则看不到一丝战争的阴森气息。
暴力下降的“神经中枢”
既然平克认为暴力呈下降趋势,问题自然而来:暴力因何而来,又因何下降,促使暴力下降的“神经中枢”又会是什么?
暴力产生成因复杂,平克通过梳理比较得出导致暴力有“五个心魔”: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和意识形态。不难看出,在“五个心魔”中,前四个偏向个体,意识形态则主要表现在集体。到底是个体还是集体的暴力危害程度更大,很难单纯地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性深处隐藏的善与恶,极可能是左右暴力的源头之一。至于这种善与恶最终走向,往往又取决于现实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平克认为,当善的力量占据上风,哪怕只是超出一点点,也极可能对恶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
不过,平克的这一说法对“公地悲剧”现象似乎缺乏足够说服力。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的现象,当一些伤害现象正在发生时,许多路过者和旁观者心底并非没有善念,但出于“少管闲事”的避害心理,并没有阻止暴力行为的发生。从这一层面看,善与恶对峙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心底的善念的多寡,还有赖于最终反映出来的行为,要不怎么会有“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实际上,在暴力泛滥的年代里,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甚至不乏推波助澜者,鲁迅笔下就曾有“人血馒头”的故事。直到今天,崇尚暴力的现象依然常见于我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稍稍值得庆幸的是,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善念如星星之火最终燎原。
平克将人类心底善念的“星星之火”归结为“四位善良天使”,即移情,特别是同情意义上的移情;对利弊预判后形成的自制;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感;超脱有限视角的理性。这倒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类得以走上善念逐渐发扬光大的光明大道,关键在于“五种历史力量”的作用,一是垄断暴力现象的国家的出现,二是商业的逐步繁荣,三是女性化现象的加强,四是世界主义力量,五是理性的滚梯。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平克所总结的这“五种历史力量”兴许还可发现,这些力量总体上又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即个体力量逐渐纳入机制,私权特别是处于传统权利低谷的群体地位得到提升。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正在冲破重重障碍,让世界变得更“平”。某种意义上,暴力现象的递减,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人类各种权利变“平”的趋势。比如黑人、妇女、儿童、少数族裔等权利地位的提升,大大中和了滋生暴力的土壤。当然,这种“平权”现象与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体现在权利平等,既包括话语权、建议权和分享权,后者仅偏重于机械式的利益分享。
倒是觉得,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尽管有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等因素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尽管人性“骨子里”并不乏善良的种子,但暴力的减少并非因纯粹的道德力量提升,而是体现在各阶层权利地位日趋平等。我们也许可以说,均衡种种权利的努力实际就是在减少暴力。
未来暴力的诱因
作为一部专注于暴力现象的著作,对未来暴力现象的探究,自然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平克在分析“二战”结束后的“长期和平”趋势时指出,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间自1945年以来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一预设前提显然刻意排除了美朝、美越、美伊、美阿、英阿马岛等战争。与1945年前诸多战争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信心满满地认为短期内将赢得战争。“二战”后诸次战争中虽然也有力量上的压倒性优势,但美国并未在朝鲜、越南等战争中令对方彻底屈服。滑稽的是,同历史上每次战争的托辞如出一辙,战争双方均坚持认为自己的正义并坚信将赢得战争。
平克并不认为“冷战”时代的所谓力量均衡就是和平的福音,这也是他将1989年后归结为“新和平”的重要原因所在。对此,我们有必要注意的是,相较于平克将历史趋势以千年或数百年为尺度为“样本”,1989年至今不过区区26年,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沧海一粟,现在结论未必为时过早。
平克用数据方式分析了暴力减少的历史趋势,但历史只能表明过去,未来并不是对历史趋势的重复。事实上,现阶段孕育暴力的因子仍然不少。随着“冷战”的终结,超级大国间的核威慑表面上不复存在,但是核扩散风险依然如故。一些小国弱国图谋“核国家”地位,并以此作为抗衡大国的“杀手锏”。平克乐观地认为,核发展并不足以构成暴力回潮的因素,因为历史上曾只有一个核大国,但核武器真正投入战争仅有一次。历史当然没有错,但除了“冷战”,历史上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的恫吓却是实实在在出现过且不只一次。只要核武器依然存在,我们有什么理由将核暴力诱因清零呢?
除了不断发展的高科技武器,恐怖行为可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暴力因素。平克认为,恐怖手段没有一次真正达到目的,至少目前看,这一结论并未倒逼恐怖主义停止恐怖行动。
还有,平克认为商业的发展,是导致暴力下降的“五种历史力量”之一。商业确实为社会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和平,但前不久发生的天津港爆炸事故表明,如果管理不善,发展同样可以成为暴力的种子,哪怕主观上我们并不希望这样。
并非对未来过于悲观,而是我们必须对暴力的蛛丝马迹倍加警惕,稍有松懈,暴力就可能导致“血的教训”。况且,在资讯发达时代,一起暴力事件对一个人和十个人的负面影响没什么不同。换言之,唯有时刻警惕暴力的“心魔”,肉体和精神上的暴力伤害才可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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