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一场转基因研修会上,农业部官员及国内知名转基因科研专家就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监管风险等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文|戴先任
近日,在一场转基因研修会上,农业部官员及国内知名转基因科研专家就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监管风险等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出回应。会上,专家呼吁农业部尽快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并建议用品种登记来替代品种审定。(11月15日《北京青年报》)
转基因在国内的产业化停滞,中国农科院研究员黄大昉认为是国内的安全监管过度所致,由此他建议用品种认定来代替品种审定。品种审定也就是转基因作物要进行商业化种植,必须拿到品种审定证书、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黄大昉所说的品种认定,则是希望简化一些程序,以利于推广转基因食品产业化。
转基因在国内有着截然不同而对立的两种立场,如曾有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而公众以及一些媒体对此却持疑虑态度,在他们看来,支持挺转派,都是既得利益者,与外国转基因企业有着利益关联。
转基因食品产业化推进难,与缺乏民意基础有很大关系,民众对此持怀疑态度,人们谈转色变,转基因食品就算产业化了也难有市场。
就算转基因食品并没原罪,监管还是不能少,要能防范其可能出现的风险,要让转基因产品能产业化,不能从放松监管上入手,而要去说服公众,拿出充分的理由来说服大家相信转基因。现在的监管机制,也可说是兼顾了民意,是在转基因存在争议的基础上制订。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认定上面还存在很大争议,贸贸然放松监管,无法对公众交待,也可能会让食品安全面临某些无法预料的风险。如果用品种认定来代替品种审定,也就等于承认了转基因食品并没问题,将享有与其他食品平等的待遇,而这恰恰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
转基因食品安不安全,也不能由专家说了算,仍然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服公众。如果放松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只可能会引发社会恐慌,带来不可预料的风险。只有“挺转派”能彻底说服公众,能证实转基因食品确实与传统食品的安全性一样高,甚至更高,才有转基因食品产业化的可能,在此之前,严格的监管,就是对公众负责,对人类的未来负责,试图越过民意关,越过科学论证关来推广转基因,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也不符合职业道德与专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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