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忏悔书都抄，这些落马官员还有救吗？

文｜乔志峰

福建一落马副厅长曾多次请求提供忏悔书样本抄写。福建环保厅原副厅长王国长在单位组织开展警示教育之时，经常以工作忙为由不参加。在每年底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对自己的问题从来不进行深刻剖析，年年讲得都一样，基本上是“理论学习不深不透，有时碍于情面收土特产这些不痛不痒”等问题。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落马后在写忏悔书的过程中，他多次请求执纪人员提供别人的样本供他抄写。（12月17日澎湃新闻网）

王国长是否“抄写”成功，不得而知。而落马贪官抄袭忏悔书、悔过书，却并不新鲜。安徽厅级贪官张绍仓受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悔过书，三次说出“后悔”二字，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然而，有媒体记者却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有着惊人的雷同，或者整句照搬，或者略作改装——张绍仓悔过书存在抄袭的嫌疑。

现在，不少贪官在落马后都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忏悔，甚至“痛心疾首”地写下“万言忏悔书”，也有的贪官在法庭审理的“最后关头”以法庭最后陈述等形式，表达其悔恨之情。贪官这种貌似“到了黄河才死心、见了棺材方落泪”的忏悔，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作秀式的表演？落马官员“多次请求执纪人员提供别人的样本供他抄写”的荒唐事儿，再次引发人们对贪官们所谓的“忏悔”的质疑。

贪官连忏悔书都抄袭，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不过，笔者感到，如果设身处地、从贪官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们抄袭忏悔书并不值得惊讶。为什么呢？首先，贪官不见得擅长写作，不会写自然只能抄袭。众所周知，某些当官的不学无术，自己极少亲自动笔写东西，也不会写。一切材料甚至讲话稿都必须由秘书操刀，他们只管照本宣科就行了。贪官落马之后没有了秘书，不抄怎么写得出来呢？

其二，贪官平时就是抄惯了的。看看现在有些领导干部的理论文章或是讲话稿，说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绝不过分。有抄书的，有抄报纸的，有抄上级讲话的……抄文章和讲话的好处很多，除了省事还省心，不用担心说错话、出问题。有的当官的估计平时就是个“文抄公”，等写起忏悔书来当然还会求助于“剪刀+浆糊”的拼凑招数。

其三，某些贪官写忏悔书本来就是个形式而已。有的贪官写忏悔书当然是出于真心忏悔，但不排除有的贪官之所以写忏悔书，其目的无非是博得同情以减轻自己所受的惩罚。对这些贪官来说，忏悔书是发自内心自己写出来的、还是抄袭的，都无所谓啦。

也许有人还会奇怪，既然贪官的忏悔书是抄的，他们为什么读起来眼含热泪、声情并茂，显得那么的真挚感人呢？其实，这更容易理解。为了获得轻判甚至是活命，流点泪哭一鼻子算什么呢？何况，有些当官的平时就是演技出众的表演高手，一边在台上义愤填膺讲反腐，一边却在台下搞贪腐。都演了半辈子戏了，表演一场忏悔戏还不是小菜一碟？！

“贪官悔过”和“贪官写忏悔书”，说到底还是为了让贪官以及其他“围观者”思想上受到触动，在自省的基础上加强自律。自律当然很重要，但很多时候，自律却不一定靠得住，他律（特别公开透明的监督制约机制）才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在新形势下，我们常见的廉政台历、廉政考试、廉政歌曲、廉政演讲、廉政短信以及“贪官登报忏悔”等廉政举措或偏离靶心、或流于形式，应该早日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真正公开透明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对腐败“零容忍”的打击力度。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百家，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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