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一落马副厅长曾多次请求提供忏悔书样本抄写。
文|乔志峰
福建一落马副厅长曾多次请求提供忏悔书样本抄写。福建环保厅原副厅长王国长在单位组织开展警示教育之时,经常以工作忙为由不参加。在每年底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对自己的问题从来不进行深刻剖析,年年讲得都一样,基本上是“理论学习不深不透,有时碍于情面收土特产这些不痛不痒”等问题。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落马后在写忏悔书的过程中,他多次请求执纪人员提供别人的样本供他抄写。(12月17日澎湃新闻网)
王国长是否“抄写”成功,不得而知。而落马贪官抄袭忏悔书、悔过书,却并不新鲜。安徽厅级贪官张绍仓受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悔过书,三次说出“后悔”二字,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然而,有媒体记者却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有着惊人的雷同,或者整句照搬,或者略作改装——张绍仓悔过书存在抄袭的嫌疑。
现在,不少贪官在落马后都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忏悔,甚至“痛心疾首”地写下“万言忏悔书”,也有的贪官在法庭审理的“最后关头”以法庭最后陈述等形式,表达其悔恨之情。贪官这种貌似“到了黄河才死心、见了棺材方落泪”的忏悔,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作秀式的表演?落马官员“多次请求执纪人员提供别人的样本供他抄写”的荒唐事儿,再次引发人们对贪官们所谓的“忏悔”的质疑。
贪官连忏悔书都抄袭,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不过,笔者感到,如果设身处地、从贪官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们抄袭忏悔书并不值得惊讶。为什么呢?首先,贪官不见得擅长写作,不会写自然只能抄袭。众所周知,某些当官的不学无术,自己极少亲自动笔写东西,也不会写。一切材料甚至讲话稿都必须由秘书操刀,他们只管照本宣科就行了。贪官落马之后没有了秘书,不抄怎么写得出来呢?
其二,贪官平时就是抄惯了的。看看现在有些领导干部的理论文章或是讲话稿,说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绝不过分。有抄书的,有抄报纸的,有抄上级讲话的……抄文章和讲话的好处很多,除了省事还省心,不用担心说错话、出问题。有的当官的估计平时就是个“文抄公”,等写起忏悔书来当然还会求助于“剪刀+浆糊”的拼凑招数。
其三,某些贪官写忏悔书本来就是个形式而已。有的贪官写忏悔书当然是出于真心忏悔,但不排除有的贪官之所以写忏悔书,其目的无非是博得同情以减轻自己所受的惩罚。对这些贪官来说,忏悔书是发自内心自己写出来的、还是抄袭的,都无所谓啦。
也许有人还会奇怪,既然贪官的忏悔书是抄的,他们为什么读起来眼含热泪、声情并茂,显得那么的真挚感人呢?其实,这更容易理解。为了获得轻判甚至是活命,流点泪哭一鼻子算什么呢?何况,有些当官的平时就是演技出众的表演高手,一边在台上义愤填膺讲反腐,一边却在台下搞贪腐。都演了半辈子戏了,表演一场忏悔戏还不是小菜一碟?!
“贪官悔过”和“贪官写忏悔书”,说到底还是为了让贪官以及其他“围观者”思想上受到触动,在自省的基础上加强自律。自律当然很重要,但很多时候,自律却不一定靠得住,他律(特别公开透明的监督制约机制)才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在新形势下,我们常见的廉政台历、廉政考试、廉政歌曲、廉政演讲、廉政短信以及“贪官登报忏悔”等廉政举措或偏离靶心、或流于形式,应该早日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真正公开透明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对腐败“零容忍”的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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