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科研经费花费的困扰

通过这些年的互联网启蒙教育，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样的道理，即权力会导致腐败和滥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和绝对滥用。这是人性不可避免的悲剧。必须加强对有权者的监督和制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权力运作有基本的权力边界、法治边界和道德边界。

这样的道理，对科研人员也同样适用。他们也是人类。他们具有人性。有了人性，就有了人性的弱点，就有了追逐权力进而腐败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科研人员不是天使，滥用权力与腐败的基因仍然在他们身上得以复制。

能滥用权力和腐败的科研人员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有权的科研人员，一类是有钱的科研人员，一类是既有权又有钱的科研人员。没有权力没有钱的科研人员即使想滥用和腐败，也没有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科研人员被抓的也不少。随着反腐败的深入，科研人员被抓的人数可能会更多。

问题在于，什么都有一个度，一旦过了度，那么反科研人员的腐败就成了笑话。经过反腐败之后，有关部门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科研规定，这表面上是让科研人员不能腐败，不想腐败，不敢腐败，实际上却让科研人员没有办法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各个层级的科研经费原来能报销的，现在不能报销，或者报销起来很简单的事，现在却困难重重。原来预算里能花出去的钱，现在钱花不出去或者花不了。或者是科研任务已经完成了，钱还没有花完。

现在还有一个硬性规定，如果钱花不了就上交，这个办法行使起来倒也容易，一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但也有的硬性规定显得滑稽，钱花不完，就不上结项。不让结项，就影响下一个课题的申请。只有把经费花完，才能结项。这就迫使科研人员不得不想尽办法把钱花完。

这就很有些逼良为娼的味道。

人们看到，每到年底，科研的会特别多，因为只有开学术会议，才能把钱花完。这是最好的名正言顺的花钱结项方式。

但学术会议不能总开，何况开学术会议又不算科研成果。科研人员在开学术会议之外，还得需要科研成果。这需要搞调研，需要购买各种和科研有关的资料和设备。

这些与科研相有关的物质条件，有的能报销，有的不能报销。

能报销的，还得需要票据，有些票据是合法的，有些票据是合理的，有些票据是合法的但不合理，有些票据是合理的但不合法。科研人员在经费花不了的情况下，使尽混身解数到到寻购那些合法合理却对科研本身没有实质性帮助的票据。直白一点说，就是在票据上造假，不造假，钱花不了。只有通过造假，才能把钱花完。

那些能报销的，有一部分报销起来也是非常困难。

每一个报销环节，都是极其繁琐。就大学来说，一个报销程序，需要科研人员本人签字、主管科研的院长签字、主管科研的校长签字，这些签字程序完成之后，再到财务报销。到了财务审核那里，可能又不过关，这就等于在此之前的签字全部作废或者再重新启动报销程序。如果启动报销程序，还得保证主管科研的院长和主管科研的校长同时在学校才能行，如果其中一个人出差，报销时间也就相应延长。一般说来，即使所有的报销程序都顺利进行，也得需要半天的时间。如果报销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都有。

设置这些报销程序与环节的目的，就是防止科研人员乱花科研经费，防止科研人员的腐败。但这些环节在实质上却难以做到。因为报销的票据太多，谁都没有时间进行系统审核，大都也都是签字盖章了事。如果科研人员真正想腐败，想滥用科研经费，一般人很难发现。

其实，这里真正起关键作用的程序，仅在财务部门。财务部门只懂票据，而不懂科研本身。财务人员不是决策者，而是决策的执行者，上面怎么决策，财务就按决策部门的要求去做。上面的决策者也不懂科研，却能制定科研报销的决策。一个决策部门，一个决策执行部门，就这样决定了科研经费的使用和花费。

科研人员搞科研，要的是学术自由，要的是搞学术自由的条件和环境，在一个没有学术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条件和环境的条件下，科研人员的创造与创新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很显然，目前科研的报销环境就严重地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激情、创造冲动、创造动力。同时也严重地浪费了科研人员的时间。一次报销就花费半天甚至是几天的时间，已经让那些爱时间如生命的科研人员苦不堪言。

一方面是钱花不了必须花，另一方面是设置重重障碍不让花钱。一方面是逼良为娼，另一方面在抓不断被逼出来的娼妓。这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成娼与否，都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