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的情绪正跟着酝酿到大概65%的时候,冷不丁,电影院里有个人喊了一嗓,“好大的雾霾!”,于是满座大笑,冯小刚绷了整部电影希望成就的老炮儿范儿,在最关键的高潮前被雾霾彻底萎了。
最近,叔去电影院里看了《老炮儿》,冯小刚穿着将校呢,背着武士刀,蹬着二十八寸的大永久,在北京清晨浓重的白雾中悲壮出发,去寻求他在他的怂包人生中期盼了一辈子的壮烈牺牲。
叔的情绪正跟着酝酿到大概65%的时候,冷不丁,电影院里有个人喊了一嗓,“好大的雾霾!”,于是满座大笑,冯小刚绷了整部电影希望成就的老炮儿范儿,在最关键的高潮前被雾霾彻底萎了。
今年,被雾霾萎掉的东西好像特别多,雾霾从只有外国领馆才能感受的大惊小怪,突变成了上下国民对生存环境的悲喜忧患。几年前我们还管这样的天色叫烟雾朦胧,是命中注定的男女私定终身时才好有的浪漫设定;如今,我们清楚地意识到雾霾和任何一场认真的爱情一样,会要去我们半条命。
集体民智的开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年初柴静的ppt力作《穹顶之下》。最近两天,由于在全国各地循环的一波雾霾天,各种角度的讨论在风起云涌的基础上再高潮迭起。尽管很多数据表明,责任在工业排污和冬天取暖燃煤,但是不少不明真相的城市随霾奉上了限行措施,也再次把我大车圈推上了污染源杀人犯的风口浪尖。大车圈内心是奔溃的,其实只干我半毛钱关系,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环保,一直是个值得重视但是又重视不起来的话题,好在也围绕雾霾经久不衰地刷了一年的屏。然而,观察一下国民关注环保的程度与方式,发现也不过是19世纪英国的水平。
为什么举例英国,因为英国可能是最资深的雾霾国。最早在1662年,他们就出现了“柴静”John Evelyn,他是皇家学会的创始人,写得一手好日记,是第一个正式抱怨伦敦污染的人。17世纪的伦敦,污染源头还只是些小厂房。
而到了19世纪的伦敦,常年有种煤臭气,看上去黄不啦叽的,有时候是屎褐色、屎红色、甚至发黑。如果你看到屎是这个颜色,恐怕也要吓得肉抖,更别提漂浮在空气中了。19世纪的伦敦人,常见的死因,是空气污染导致肺功能损伤,不然就是被弥漫的垃圾物质阻挡了视线,意外地卒掉。
根据当时《泰晤士报》的描述,直到早上九点,城里还是黑的;即使在室内也是然并卵,在戏院看戏的亲只能听见演员的声音,看不见台上的人影,无论演什么都是《歌剧魅影》的即视感。
那时候的污染还死活赖不到汽车身上。绝大多数人没开上汽车,还是牲口动力时代,马车奔着奔着就会蹄子一滑,挫伤了路人或者踩扁了商店。有些白天,必须得有汉子在前面举着火把引路,马车才敢走。
19世纪主要的污染源是工业和生活焚煤。到1892年,《泰晤士报》上整版整版的专栏都是讨论雾霾的治法,民间忧虑也没能实现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我们现在持有的也不是什么有能动性的意识,除了传播手段铺得开些快些。更多的是跟贴“我的前任是极品”一样的情绪,甚至连段子和姿势都差不多,转的最热的帖子就是“哪种口罩防霾效果最好”,这和“哪种套套体验最爽最薄”几乎是如出一辙。
真正的愤怒和真正的关切都是极少的,大多数人消费的是一种沉默的共同感,我们似乎正在承受一场很汹涌的灾难,以前是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也无济于事。我们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无责任地说些一定是对的废话,假装在表达观点,坐等别人来附和,好像也就有了集体的发声通道一样。
伦敦直到1960年开始,雾霾才有所好转,但也不是出于积压了300年左右的忧虑,而是在1952年伦敦大烟雾事件之后,这个恶劣事件导致4000人死亡,才令英国人开始着手系统性的法律典籍,也就是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
如今这个法案会被引申为伦敦治霾的决心,其实背后好一阵纠葛,以致于1952年的灾害拖了4年才出解决方案。
当然,我朝是绝对不会像英国这么耍流氓的。
只不过排去差异,人的共性在于,但凡是能摆出来叨逼的事情,大多是看上去切中要害,其实已经无关痛痒。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面对雾霾,如果我们非赵家人想要干些什么,除了少开点车,还能干嘛呢?我大帝都恨不得已经连烟都禁了,老炮们也早都从物理和生理上都哑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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