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台烂过我们大街的车走了

刷到了夏利停产的消息。

夏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碰巧，那个时代是哥的嬉皮士时代。

那个时候哥刚刚毕业，辞掉了干了半年的公务员营生，为了理想和姑娘，来到了当时很可爱的北京。

新世纪初的时候，北京感觉没那么大，高楼大厦已经不少了，东边CBD刚刚起步。你从任何一座华丽现代的建筑，往后面走走，都能找到各种破弊而带感的胡同，看到有人在胡同里理发、遛鸟或者下象棋。如今，这种可爱的场景要找老半天才能找到。

那时候北京的大街上，感觉车也不少，但是数量很合适，种类很容易分。奥迪、奔驰和捷达，日本三家中高级车，还有几种每天刷街的车——面的、以奥拓为首的蚂蚁车，以及以夏利为首的出租车。

面的到2002年还能看到一些，但是满城尽戴黄金甲的场面已经结束了。从当时的火车站，到昌平，只有面的能80块给你放一趟，特别适合穷学生扛着大包小包下火车去昌平。夏利、富康和红旗构成了当时北京出租车市场的三个阶级。夏利属于一般市民，富康属于白领和中产，红旗属于商务。

北京那时候出租车的计价规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夏利和富康的起步价是十块，夏利管四公里，富康管三公里。开始跳表了，夏利一块二一公里，富康一块六。到需要记返程费的时候，北京的规则是原价的平方。夏利变成一块四毛四，富康一下子到两块五毛六。

连我对数字这么迟钝的人都能明确察觉这里面的不同。以北京的大，打个车需要打到计算返程费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时候夏利和富康的差别就大了。所以，那时候我的打车原则就是，天塌下来也要等夏利。

那时候，在北京我们有六个兄弟，很有意思，要么没有女朋友，要么女朋友在外地。所以，基本上每个周末都在一起混。周五晚上，大家从四面八方赶到房子宽敞的阿峰住的方庄。所以每周固定那个时候，我就会打一次夏利。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北京是一个很让人着迷，又很容易让人孤独的地方，诺大的地方，处处是景，仔细品去，又都有一种难以亲近的孤傲。我因为张婉婷的《北京乐与路》闯进北京，随即发现自己用力过猛，没有充分估计这座城市的不在乎。但那也是一种很值得回味的体验，不像如今拥挤和雾霾中的北京，那般冷酷。

有一次周五下班，本来就晚了一点，又赶上工体有GLAY（如果没记错的话）的演唱会，车本来就难打，夏利更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平时，在我眼中，夏利是长得很矬的一款车。前脸的格栅小的进不去多少气，整个车头的主线条是方的，车身和车尾有一些流线型的元素，样子好像是一个珠圆玉润的姑娘脸上带着一只方方的防雾霾呼吸器，怎么看都觉得受了委屈。

还有，夏利的屁股上不像其他车，正中间是个车标，他就是一个后备厢的钥匙孔，左边用丑陋字体写着夏利两个字，让这车在怂的同时，更怂出了些喜感。

那天我在大街上等了三个多小时，中间还饿得不行在路边吃了碗面条，然后一路走，一路打。从我住的东三环北路出来，居然一路走到了潘家园附近。身边有无数台夏利，像北京板鸭（注意，不是烤鸭）一样从我身边过去，没有一台我抢得到的空车。那个昏暗的紫红色，在那个晴朗的夜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清楚的记得我从焦虑，变得愤怒，然后变得平静笃定，最后甚至不那么急于要打到这辆车了。

那时候的北京，是一个审丑的北京，可以容许那么多外观内饰都一塌糊涂的塔楼拔地而起，遮蔽住至少还算整齐的6层或7层的80年代标准住宅的阳光，夏天满街的烧烤摊儿很腌臜的杵在店门口，冬天所有的店面有用一块军大衣一样的老棉布当门帘来挡风。沙城暴来的日子没有雾霾的白色恐怖，路上常常见到姑娘头上套一个塑料袋儿，还在风沙里骑车。

还有满大街的紫红底色的夏利出租车，每一辆相对于北京的街道都那么小，那么矬，偏偏又铺满了整条马路，和操着让人听不懂的北京话的小伙吆喝售票报站的大公交一起，走得踉跄而笃定。

很快，索纳塔、伊兰特在2003年的非典之后，迅速升级了北京的出租车形象。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北京的房价开始飞涨，北京的人口开始飞涨，现代化的大厦身后的老街越来越少，姑娘们不会再扎着塑料袋儿出门……

也再也不会有一款车，能烂了北京的大街。伊兰特们迅速在私家车的暴涨中失去了道路主角的地位。然而我固执喜欢的北京，总是那个世纪之初，还能容易的在大楼的夹缝里面找到摆满了长条凳的摇滚酒吧，很容易的在冬夜里走到外面就能过瘾地吸上一口凉气然后不着调地唱起什么歌儿，看着满大街矬矬的夏利就能觉得时间悠长而不急促的北京。

最后一台烂过我们大街的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