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穷人

直到现在，我混成了三十开外的老皮老脸，提到去香港，我还是有一丝隐隐的紧张。因为听不懂那叽里咕噜的粤语而烦乱，担忧随时可能招来街头小贩、出租车司机的一个鄙视的目光。所以我对八通卡的熟练程度直追北京地铁，倒不是因为使用效率有多高，而是因为实在不愿在那个城市与匆匆行人有神马交流。

我对这个城市缺乏起码的好感，第一次去香港大概是十几岁的样子，内地的初中学生并不懂得当地吃饭要付小费的规矩，辨认了半天早餐摊子老板娘找零给我的硬币数目，然后去找她说少找了我钱，被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嘟囔了几句大约是大陆人的话。

那一幕在我肥大的心灵上，留下了硕大的阴影，于是我就格外喜欢与这个城市计较。年长后再去，某次被带到一个海边的小村落吃饭，气氛刚刚好时，有人温柔问我“默默最近过的怎么样，幸福吗”，我忽然眼睛贼亮地看着对方说“不对呀，这个螃蟹多收了我们钱”（当时没搞清楚，香港的半斤是八两）。

当然，到这里，我与这城市所有的交流都停留在脊柱神经与肾上腺素的本能反抗。如果说与这城市有过什么电光火石的灵魂交错，那大概是看过的两部影视剧。

一部是在大东北红红火火的《大时代》，那时我还年纪小，只看了个热闹，觉得秋叔好帅，觉得这是个火热而疯狂的城市，规则赤裸，一飞冲天与肝脑涂地，都在弹指间。多年后才知道其中隐现的香港四大家族，剧中人影射描摹的李嘉诚、何鸿燊与霍英东。

也是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城市的每一栋建筑都驻扎过满满的梦想与野心，知道每一个灯红酒绿的转角，都窝藏过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但，只能窝藏一个转角。过了拐弯，你就要给这世界一张或昂扬、或平静、或混不吝的脸。

另一部是漫画电影《麦兜》，麦兜被放置于香港的真实地名、街景之中，从他出生、上幼稚园、中学，一直讲到他成为上班族，直到最后变成负资产。一只小时候曾有过豪气梦想，长大后在酸楚现实面前挣扎的小猪。

有时我在国贸桥下，看到长长的等公交车的队伍，就恍然间觉得看到了麦兜。

这座孕育野心、成全欲望、流光溢彩的HK城行色匆匆，它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耀眼的筹码、上乘的技倆，也提示着我的卑微。作为一个外乡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挤压人的，便也要用力挤压回去。但也有许多人，已被这城市挤压的，无力再挤压回去，便只能蜷着生活。

今天，林老湿为大家推送一篇《香港穷人》，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他写的不再是香港，而是北京。那一幕幕不在遮打大厦，不是兰桂坊，而在英蓝国际，在80层的云酷。

香港穷人

文／迟小宝

（一）

我每次深夜下班，穿过置地广场历山大厦的星巴克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位老人。他看上去像是个旧时代的教书先生，斯斯文文的样子，带着眼镜，头发看得出不经常打理，但也还算整齐。他从不打搅别人，安静的坐在已经打烊的星巴克外面的椅子上，翻翻报纸。

不管是晚上十一点还是半夜两点我从那里走过，他都在那里，安静的翻看报纸。

有两次我在中环上班族的外卖集散地Canteen 看到他。他并不坐下，只端着盘子站在角落里吃，吃完后把餐盘整理好，再去寻找下一份客人没有吃完的食物。

我不知道他的人生里发生了什么，也没有勇气去问。我不愿打扰他尽量维系的尊严。

也许是一个在金融危机中丢了工作的会计。也许是一个在滚滚而来的科技浪潮中丢了营生的刻字先生。

我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或者还有没有家。

（二）

香港闹市区有很多卖艺的乐手。其中有青春洋溢的中学生，绯红的脸上满满的对音乐的梦想，路过的人们总能被他们感染，会心一笑。其中也有欧美来的流浪歌手，弹着吉他，人生潇洒，何必在意今晚何处落脚。

中环有一个拉小提琴的瘦弱中年男人。他永远穿着白衬衫，琴声并不怎么悦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昂贵的乐器。每天晚上他都在中环到扶手电梯间的某一点演奏。小提琴声没有其他乐器的陪伴，孤独而刺耳。

湾仔有一个卖唱的歌手十分惹眼。他是个高大碧眼的男人，穿着格子衬衫，背着吉他，头发是暗淡的金色。他唱着英文歌曲，操着一口难以辨认的语言。我窃以为是匈牙利语。三个看上去5到8岁之间的孩子总是围绕在他身边，共享一本填色书。

有一次我在铜锣湾看到他们，两个孩子在快乐的互相追逐，男人慈爱的把最小的那个扛在他没有背吉他的那个肩膀上。我不知道这个残缺而温暖的家庭去向哪里，香港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容身之所。

（三）

两年前初春的午后，当时的我还在遮打大厦上班。从外面吃过午饭回来的同事惊魂甫定的走来跟我说，大厦出事了。

大厦门口有封锁警戒线，马路上有一滩血迹，还有一件外套横卧在路中间。

一个33岁的年轻生命，午后登上三十层的天台，纵身一跃，飘然零落。在跳之前，他做了一个让人费解的举动——他把外套先抛了下来，似乎是在告诫路上的熙攘车流，避开飞来横祸。

事后听说他是楼上摩根大通的后台经理，大陆出生，加拿大长大，香港工作，是个金融才俊。死时身上有八张信用卡，若干欠条，和红磡一间价值不菲仍在还贷的公寓。

至于为何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当时有人说是因为正在考核绩效心里压力大，有人说是已经确定要被裁员担心房贷无法偿还。两年后再查，新闻已成旧闻，血迹早已不见，原因也无人关心了。中环还是那个中环，人流熙攘，表情冷峻，同时面临还贷和裁员压力的人何止千百，没有亲朋扶助的在简直是主流。

（四）

中环金融区写字楼离夜夜笙歌的兰桂坊只有一街之隔。各路金融才俊下班后几步就可以尽情狂欢。发色和瞳色不一的年轻貌美的姑娘们扭动着纤细的腰肢，踩着恨天高，各取所需。

写字楼下面就是各式奢侈品的必争的宝地。中环白领们踩着Roger Vivier 或是 Salvatore Ferragamo，挎着 Hermes 或者Bottega Veneta，戴着明光闪闪的钻戒，在Bulgari 或者 Van Cleef 的大幅广告下闪烁耀眼。中环的时尚趋势太容易判断。

从遮打大厦上天桥往右走就来到国际金融中心。这里苹果店外日夜排着队。离苹果店不过十米距离的澳洲老牌书店 Dymocks 在去年搬离了中环，据说计划撤出香港，原因是日益上涨的租金。Dymocks的位置很快被另外一家奢侈品店取代了。Dymocks 原本是中环一带唯一有规模的书店。幸好，铜锣湾的诚品还在。可惜，原来转个弯就能闻到的书香，现在要跋涉好一阵了。

（五）

2014年香港的人均GDP是四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已经足已在亚洲名列前茅，只比新加波低一点，比日本高一点，比韩国和台湾高很多。

按照收入与房价比例计算，香港是世界上第二贵的城市，只比摩纳哥公国便宜一点。

2014年香港人收入的中位数为2.2万美元（1.48万港币/月），而新加坡为3.2万美元。相比之下，有政府提供公房的新加坡可支配收入要比香港高出许多。

我不知道在香港光鲜的人均GDP下面，有多少是大陆富豪在铜锣湾尖沙咀的贡献，或者中环的金融精英们弹指亿万计的生意。

但我知道，收入中位线以下一半的人口，与奢侈品无缘，与兰桂坊无缘，甚至与一个相对舒适的公寓无缘。

当你站在ICC 顶楼旋转台上，你能看到的是维港对岸绚丽的中环，但更多的是九龙向北大片如同仓库一般的逼仄的民居。

书店搬走了，因为一本书单价最后最多两个零而已。中环精英们每天脑海中要装下那么多个零，每周仅有的那么几个小时的空闲还要空给酒精和狂躁的音乐，心里又如何装得下一本书。

那个从不乞讨的星巴克老人还在中环，因为他不想忘记这个世界，但却能轻而易举的让这个世界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