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历史如果作为父亲，如何追问真相

崔东勋导演，全智贤、河正宇、李政宰主演的韩国抗日大片《暗杀》，毫无疑问秒杀了本国绝大多数抗日神剧（这个神字至少有两种寓意，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渣剧情及怪细节的负面倾向就不说了，然而《伪装者》《红色》等抗日剧就是神的正面向），支撑起《暗杀》的核心力量，除了一目了然的动作片、历史剧之外，更有对大历史的反诘，当年错综复杂的东亚格局，张力十足之下也为不同人的信仰选择带来了理由（或者说是借口），更令有良知者难堪的是历史的后果往往更为吊诡，韩奸（汉奸，以及日本战犯）在相当程度上并没有得到充分必要的清算，他们既在二战前横行霸道飞扬跋扈生活优渥且在战后极有可能继续占有优势地位，即便李政宰饰演的双面人被全智贤击毙，他死亡前也在法庭上指鹿为马将自己辩护成民族英雄（最多是有瑕疵的），这才是《暗杀》最让观众喟叹的死角。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至少也是当代人心灵的变现，8月15日也是韩国抗战胜利的伟大日期，崔东勋的《暗杀》当然不止是一部娱乐电影，选择在这一天公映有其叩问真相的冲动。对于历史的书写，向来是胜利者、当权者、父亲的拿手好戏，然而处于边缘的被放逐者、民间力量、儿女，却又有着深切欲望来重写历史。历史如果作为父亲来存在，如何追问真相，《暗杀》给出了一种可能性。

《暗杀》对于当下观众的警告，我觉得还是要引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发出的那句名言：“相信冲突不可避免往往就是最终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将近代以后的日本、韩国也依然放置于中华文化圈，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中华暗杀史上第三波高潮。战国、中唐、清季及民国，从荆轲到张良，从无名、聂隐娘到全智贤，杀与不杀的分解，大抵能够反映当事人、当时人的意识。暗杀成批（癖）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开放、人间失格，有果决者担当，有怯懦者顺从，除去极少数坚毅分子，政治、商业等领域的豪杰几乎都有着两副或者更多面孔。《暗杀》里的全智贤生父作为大韩奸，不矫饰的坦然过着韩奸生涯，与汪精卫政府高层很不相同，按照韩国文化研究专家范小青的说法，由于二战后一直是右翼政府当道，因此韩国并未进行彻底的亲日派清算。殖民地时期的卖国亲日派以及其后世们一直过着逍遥富足的生活，相反独立运动的斗士和子孙们则大多生活穷困、居于底层。日本战争罪犯们也根据其习俗风尚，死后也进入靖国神社得到供奉，在二战之后的东亚新秩序里，似乎只有中华民国以及被西方、海外扣上各种帽子的内地，对于二战期间的叛国者从法理上、政治上做到了必要的清算。

既然韩国朝野主流接受了日本统治，那么从整体上来讲，就是和溥仪、汪精卫等政权一般，就是失格的认贼作父。那么有历史良知的韩国人（尤其是积极明白的二代河正宇和被身世嗟叹揉搓的全智贤），河正宇参与“杀父同盟”（约定杀死各自拂逆的父亲）后成为赏金猎人，本来是TWINS之一的全智贤在母亲被母亲追杀后流落中国被养大（暗喻韩国母亲的被强奸、侮辱和伤害，而中国则至少能够坚持半屈服半反抗的状态），他们作为搅动旧秩序的新生力量，在1930年代的魔都上海相遇，彼此要完成狙击历史的任务，他们最终的反抗与杀戮，不仅仅是弑父更是将颠倒的秩序再颠倒过来。于是，带有黑色电影气质的动作片、西部片具体风格的《暗杀》，豪门恩怨的双生子梗，多线程、逆转再逆转的情节，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等拿来主义的桥段，在向死而生的大义鼓舞下，搞笑与颜值、演技、耍帅并行不悖，都顺理成章的成为韩国一千万量级观众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