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出台了。文件明确了国企改革的基本原则。总体看，《意见》有进步，但还不够大。因为是指导意见，给实际执行留下了较大空间，所以实际效果主要将不是看《意见》如何表述，而是看各地、各部门怎样去实践了。

国有企业的问题

弗里德曼说：“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

国有企业的问题，核心在于“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

“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是不能有自由的。我花你的钱，你会给我自由吗？

花别人的钱一定要受到各种约束。这就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配置资源、大搞论资排辈和取消择业自由的原因。计划配置资源、论资排辈、没有择业自由好不好呢？不好。可是，又要坚持产权公有，又没有这样一些制度安排，事情会变得好起来吗？不会的。

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可我们有没有想过，市场化的本质是什么？是经济自由化了。过去是集中计划决策，现在是大家分散决策；过去是生产队统一生产和收割，现在是各家各户自主决定生产和收割。自己的事，自己负责任，不是经济自由化，又是什么呢？

又要推行经济自由，又要坚持产权公有，贪污腐化、大量工作中消费就难以避免，富了方丈穷了庙的事情就必然频繁发生。中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前董事长陈同海日均公务消费4万元，中石化上千万装一个吊灯，而花自己钱的首富李嘉诚，即便拥有经济自由，也没有这样花过钱。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竞争领域我们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国有企业了的原因。

市场化条件下国有企业注定要出问题的。宏观经济形势好，问题不大；宏观经济形势一坏，问题就突出了。所以我总是讲，你搞国有企业可不可以呢，可以，那你不要自由，搞计划经济好了。你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要搞国有企业，因为本质上市场化乃是经济自由化。

当然不是市场经济就完全不能有国有企业。美国不是也有国有企业吗？英国不是也有国有企业吗？答案是，竞争领域不能有，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不可能成功生存。所以今天在没有行政保护的行业我们看不到国有企业了。美英的确有国有企业，但美英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也是不成功的，所以才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提出一些表面化的政策主张，却不去深究这些政策背后的内在联系，因此也就不知道我们常常在做着一些相互矛盾的事情，在做着一些不可实现的事情。

我们提出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国企治理结构。然而，花自己的钱可以自主，花别人的钱怎么可能自主呢？花别人的钱可以负盈，但是怎么能够负亏呢？在企业没有下注，或者只下了很少的注，拿什么去负亏？压根就没有下注，担什么风险？又为什么要自我约束呢？不解决花别人钱的问题，完全不知道怎么自我发展。（谢作诗的签名书店http://wd.koudai.com/item.html?itemID=636408562&wfr=c）

两种流失的替代选择

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这本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不是说国有企业没有名义上的所有者，而是说国有企业名义上的所有者不可能真正行使所有者的职能。我们可以讲国有企业属于全体人民，但全体人民能够行使所有者的职能吗？不能的，因为我们要面对交易费用的约束。

我们总讲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就是没有人讲私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难道不引人深思吗？我们还要认真思考，不搞产权改革，国有资产就不流失了吗？

实际上，国有资产有两种流失方式：一种是显性的流失，表现为通过暗箱操作、关联交易、甚至是成规模的资产转移等，将国有资产以见不得光的方式变成私人财产；另一种是隐性的流失，表现为过高的福利支出、工作中消费、任人唯亲以及劳动激励不足、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低下等。不要以为，后一种就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费歇尔讲的好，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都是资产，而收入的现值就是资本。一份资产，本来可以产生更大的收入流，只是因为国有的缘故，产生不了了，不是资产流失又是什么？

不搞产权改革，国有资产仍然会流失，只不过表现为隐性流失罢了。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劳动激励不足、生产效率低下。市场化改革之后，这个问题有了很大改观。之所以有很大改观，正是产权改革的结果。须知，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人员持股和股票期权，本质上都是对于私产的承认。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重要的不是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是控制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实际配置。全部的经济改革，归根结底体现在，也一定体现在产权的变革上。

这里面有个替代选择的问题：不进行产权改革，我们要面临隐性的资产流失。进行产权改革呢？由于产权改革是与经济自由化相伴随的，而经济自由要以花自己的钱为条件，因此只要产权改革不能瞬间完成，经济社会又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那么一定程度的国有资产流失就总是不可避免。一方面，我们已经开始了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千方百计维持国有控股，而不是尽快完成国有资本的退出，国有资产怎么会不严重流失呢？既坚持经济自由，又坚持国有控股，我们实际上承受着双重流失。今天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在行政垄断的保护下不少仍然亏损，甚至巨额亏损，就是这种双重流失的具体表现。

我们当然可以大讲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可是，没有真正的所有者，是不会有真正经理人市场的。就像没有对于真货的需求，我们不可以期望有真货的供给一样，没有好的主人，我们不能期望有好的保姆，不能期望好的保姆一定有好的行为。所有者约束是前提。

我们也可以大讲两权分离的事实，然而我们一定要知道两权分离的内在逻辑。

私有企业其起点是所有者经营者合而为一的古典企业。这种企业的优点是自己给自己干活，会尽心尽力。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它的代理成本低。这种企业的缺点是它不能获得规模经济、专业化经济和风险分散的好处。由于规模经济、专业化经济和风险分散的好处超过了代理成本，企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就是两权由合到分，用适当的代理成本换得规模经济、专业化经济和风险分散的好处，企业组织形式由古典企业发展为现代股份制企业。

然而企业组织形式由古典企业发展为现代股份制企业，两权由合到分不是简单的，而是多方位的，形成的是一个复杂的治理结构，而所有者控制仍是基础，对此我们不能不细察。

改制中的国有企业起点是两权完全分离。国有企业的经营权控制在企业经理、主管部门和领导手中，至少很大程度控制在企业经理、主管部门和领导手中。但是所有权却完全属于国家，属于全体人民。因为企业经理和主管领导只挣得固定工资，企业利润上缴国家。

两权完全分离的后果是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极高，表现为任人唯亲，出工不出力，大量工作中消费，甚至大规模腐败。过高的代理成本已经超过了规模经济、专业化经济和风险分散的好处。因此，国有企业改制的正确逻辑应该是两权由分离到适当地结合。当然，这种两权由分到合也不是简单的，也要形成一个复杂的治理结构，最根本是要回归所有者控制。那重要的股权、期权激励制度就不简单是一种薪酬制度，也是实现所有者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国有企业活动的是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国有经济的任何交易活动无可避免地都带有自定价格交易的成分。国有资产本来不可能人人有份，但恰恰什么人都声称自己有份。周其仁教授当年的诘难深刻：“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有资产产权再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有资产有他的份？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有资产有份，这正好说明传统国有资产制度非改不可。”（谢作诗的签名书店http://wd.koudai.com/item.html?itemID=636408562&wfr=c）

国企改革的路径

国有企业改革，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的问题。

避免花别人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产权清晰界定给个人。这是一条绕不过去的坎。

最彻底的做法，就是把国有资产清晰地界定给个人。

替代的选择，可以搭产权已经清晰界定给了个人的民营企业的顺风车。办法就是《意见》所说的“允许将部分国有资产转化为优先股”。问题在于，这个“部分”怎么界定呢？我的看法，不是个别国有企业应该这样改，而是绝大部分都应该这样改；不是企业的少部分国有资产应该这样改，而是绝大部分都应该这样改。国家从直接经营企业转向经营资产，关注资产增值，而不控制企业，这是进步。如此改革，那么“混合所有制改革”才是有实质内容的。

必须清楚，这样做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民营企业要足够多，其分布领域还要足够广。

必须深刻认识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唯一办法是行政垄断。这对经济是极端有害的。

《意见》说，一些公益领域可以采取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的形式，少数特定领域应该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这也是对的，但这些领域应该采取特殊法人治理企业。

特殊法人企业是区别于按公司法设立的普通法人企业，主要受特殊法人的有关法律（例如烟草专营法、铁路法）的规范，具有法人地位，但属于特殊法人。这类企业国有独资或以国家投资为主，模仿普通法人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兼顾商业性和非商业性目标，政企适当分开，独立核算，但不能排除必要的财政补贴和特种税收，主要生产垄断性行业产品、准公共品和某些特殊的私人品，一定程度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政企分离。

国企改革核心图应该是这样的。既然《意见》给实际执行留下了较大的空间，那么后面主要就决定于各地、各部门的实际执行情况了。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敢于当担的改革实践家。

必须打破一个误区，认为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基础是经济发展，人民安康、满意，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国有企业由于其固有的低效率特征，既不利于增加就业，也不利于增加老百姓收入，还不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怎么可能成为党的执政基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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