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滞胀的时代

在传统凯恩斯主义看来，扩张货币可以增加就业和产量，滞与胀于是成为两个不兼容的东西。但事实上，滞是增长问题，短期里货币虽然可以起一定作用，但是长期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供给面；胀却一定是货币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永远都是货币发行过多。

这是说，即使经济下滑，也仍然可以出现通货膨胀。虽说和经济繁荣时期相比较，经济衰退时期货币超发相对不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只要是天量发行货币，最终一定要表现在价格上涨上。问题只在通货膨胀所指是什么，是全部商品和劳务价格普遍上涨呢，还是仅仅是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假如你观察前者，那么货币超发就一定要表现在价格上涨上，这部分商品价格不上涨，那部分商品价格就一定要上涨，不可能有例外。没有货币超发，局部商品价格上涨，其它商品价格一定要下降。这是相对价格的上涨，不是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是的，货币之水不会均匀流向每一个领域。首先流向的是资产市场，然后才是商品和劳务市场。但我们常常用消费物价指数（CPI）观察通货膨胀，那么CPI没有上涨就没有通货膨胀吗？金融危机后，世界性天量货币发行，美国没有通货膨胀，那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有没有通货膨胀？新兴国家消费物价指数（CPI）没有上涨，那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有没有上涨？不要因为是资产价格上涨，我们可以分享资产盛宴，就可以寐着良心说那不是通货膨胀，不是货币贬值。富人们可以分享这资产盛宴，穷人们是一定要承担成本的。

当资产价格暴涨过后，工商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上升了。这时货币扩张的价格上涨效应无可避免要传导到商品和劳务市场。CPI跟着上涨，这迫使政府紧缩货币。另一方面，资产泡沫不断集聚，其潜在的经济社会风险开始显现，也迫使政府紧缩货币，抑制资产泡沫。实体经济领域的工商企业的成本已经上升了，本来要通过产品涨价来消化成本上升，但这个时候却遭遇政府紧缩需求，甚至是利用行政手段不让其涨价，两头挤压，势必减少企业的利润空间，出现企业减产甚至倒闭的情况，于是，通货膨胀和产出下降并存的滞胀局面就形成了。

本来，经济具有波动的内在属性。这在耐用品经济时代尤其明显。几分钟可以生产一台汽车，但是这台车少说也要用十几年。当一项新的技术和产品被发明出来，就会形成投资和就业，工人获得工资，老板获得利润。获得了工资、利润的工人和老板又会消费，于是带动其它产业增加投资和就业，一路带动下去，经济就成倍地扩张。但是或迟或早，市场一定会饱和的。这时，企业减员减产，工人工资减少，老板利润减少。减少了工资、利润的工人和老板会减少消费，于是带动其它产业减员减产，一路带动下去，经济就成倍地收缩。经济波动于是发生。除非我们可以让新产品和技术均匀地发生，否则经济波动无可避免要发生的。

经济在上行和下行之中都存在一个累进叠加的过程，都有一个放大的机制。所以，不是要否定宏观调控，但是宏观调控只是要消除经济在上行和下行过程中产生的过度部分，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用什么需求管理去烫平经济周期。经济向下调整不是经济现在出现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现了问题，是经济在上行的过程中本来就走过度了。经济向下调整本身并不是错，恰恰相反，这是经济在做自我修正与康复，是经济重新恢复正常增长必须经历的过程。

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如果人为扩张货币避免经济向下做调整，可是带动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新的技术和产品还没有出现，旧产品市场已经饱和的状况并没有改变，那么就会出现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最初可以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能持续。最终，靠资产价格上涨带动的增长会停滞下来，价格上涨则会传导到实体经济，出现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回朔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正是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恶果。需求管理从来就没有给经济带来长期繁荣，相反，带来的只是问题。是里根、撒切尔夫人所实行的结构调整，以及后来的IT革命、柏林墙倒塌，才让经济走出滞胀进入高增长轨道。

过去二三十年，因为IT革命对于供给端效率的提高，以及由于柏林墙倒塌大量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二者对于世界制造品价格的抑制，西方国家可以长期实行零利率政策而没有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下政府大规模推行赤字财政，大搞社会福利，拿未来的钱到现在花。这两个方面叠加在一起，自然带来短期繁荣。但是当赤字财政遇到了债务上限，不能再进一步借钱消费的是时候，当IT革命的潜力已经用尽，新兴国家剩余劳动力已经基本用完，再发货币就要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短期的经济繁荣就意味着结束了，经济就要进入下行通道了。当西方国家面临通胀压力而不得不收缩货币时，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于是破裂，金融危机于是跟着爆发。金融危机本质上也是经济危机。要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来看这次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要在这个背景下来看待当下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的确存在重大结构失衡，但是失衡的原因却不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问题。

当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的时候，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是维持不了的。但实际上，由于制造品价格上涨被抑制，其实际工资和福利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这就是西方国家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假如你是美国老板，有了钱，你会在美国投资设厂吗？不会的。这正是两轮量化宽松下来，美国失业率并没有根本改善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不降低其高工资、高福利，不增加其劳动市场的弹性，是很难重回高增长轨道的。但这不是容易的事。增加工资、增加福利皆大欢喜，但是降低工资、减少福利的事情是不容易做成的。

在中国来说，由于世界经济短期内很难恢复到高增长轨道，又由于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具有高储蓄倾向的缘故，因此外需对于中国至关重要。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必须向下调整。另一方面，中国需要结构调整，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消费问题本质上乃是收入问题：没有收入，叫人消费那是笑话；反过来，有了收入，让人不消费那也不可能。为此，需要增加广大老百姓的收入。这又需要打破产业上游垄断，需要把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让老百姓分享资产性收入，需要改革财政收支体制，等等。但这都是利益调整，再也不可能是改革初期的帕累托改进了，同样不是容易的事情。

无论中外，经济都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失衡的问题。但是，面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实行了强大的需求刺激计划。然而需求管理不但不能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相反，还会加剧结构失衡，延缓结构调整。让世界经济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的，只能是新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发明，只能是重新回归一个高度弹性的劳动市场，而不是什么需求管理。世界各国超发了那么多的货币，不会不带来后果的。凯恩斯主义已经带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那次滞胀，无可避免还会带来另一次。总体看，世界经济基本上进入了又一个滞胀时代。

再说一遍，不要以为消费物价指数（CPI）没有上涨，就没有胀，包括消费品、资产在内的全部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没有上涨，才是没有胀。发了那么多货币，消费品价格不涨，资产价格一定要涨的。所以我在2014年初一篇《股市的春天正在悄然到来》的文章中预测，房价下跌，只要不是硬着陆，那么股价就必然要上涨。中国一边是经济增速减缓，一边是包括资产在内的全部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在上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是具有滞胀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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